习近平在福州（二十二）丨“习书记为台资和外资企业落户福建创造条件”

采访对象：宣建生，1944年1月生，浙江诸暨人。台湾冠捷科技集团董事局主席兼行政总裁。曾供职于美国通用电气、台湾百事可乐、台湾东南碱业、台湾潘氏集团。1990年担任冠捷电子（福建）总经理，1995年同时担任北京东方冠捷电子法人代表。

采 访 组：邱 然 黄 珊 陈 思

采访日期：2017年6月8日

采访地点： 福州市芳沁园　

采访组：宣总，您好!您是著名企业家，在福建办企业多年。您最初来福建办企业时，习近平同志是福州市委书记。请谈谈你们在办企业、寻求合作当中的交往。

宣建生：我跟福建蛮有缘的，跟习书记也蛮有缘的。我1988年就来到了福建的福清。当时是随林文镜先生来的，他是印度尼西亚华侨，福清是他的家乡，我叫他林大哥。林文镜先生很爱家乡，之前他想给家乡捐钱，后来想到“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就用投资办厂的方式为家乡增加就业，带动家乡发展。正因为如此，他就希望他的亲朋好友到福清来做投资、办企业。

那时候，林先生、我，还有一位潘方仁先生，一起投资了一家公司——台湾埃德蒙，它是台湾最大的电视机公司，后来我们将这家公司转型做显示器。

20世纪90年代初，是PC(个人电脑)蓬勃发展的时期，我们要扩大生产规模，就到福建考察。我们当时先去了厦门，但最后还是把投资地点定在福清。那个时候，厦门在实施“海沧计划”，整个班子都在忙着接待王永庆。林大哥就对我说：“你到福清来看看，福州的书记很年轻，做事很果断。”这样，我们就来了。

1990年，我第一次见到习书记，当时他担任福州市委书记不久。第一次见面，他就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我明显感觉到，这是一位年轻有为的市委书记。他这个人话不多，但很豪爽、很痛快，一身正气。

习书记问我：“冠捷电子要在这里落脚，都需要什么条件，我尽量给你们创造。”其实，当时土地已经不是问题。林大哥在福清承包了一块0.5平方公里的土地，他想做成一个开发区，邀请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和台湾地区的朋友来设厂，比如铝业、食品等工厂，把这块地以亏本的价格转让给我们。他是按照5万块钱一亩收购的土地，花了很多钱平整土地，还是以5万块钱一亩地的价格卖给我们。

那时候土地不像现在这样稀有，所以地价不是问题，水电也基本能保障。我们就需要一个政策：希望拿到内销权。

采访组：内销权的问题，您当时是怎么向习近平同志提出来的?他又是如何帮助你们的?

宣建生：我就直接跟习书记说：“希望能给我们内销权。”当时，对台资企业获得内销权是有相关规定的：要跟一个当地的企业合资，而且当地企业还不能是小股份，必须持有大股份。

习书记就说：“你去看看我们福州电视机厂吧，看跟他们合资是否合适?”

看完以后，我跟习书记说：“我们两个企业的文化和理念不太一样，很难达成合作。就好像两个人结婚要情投意合一样，没有情投意合，怎么结婚?我们还是希望独资，您可不可以在我独资的情况下让我内销?外销的问题，我们自己来解决外汇平衡。”

他就问我：“你们的外销占多少比例?”我说：“我们的外销占80%，内销占20%。”我这么提，是因为当时大陆市场还没有现在这么大，内销不用超过20%就够了。

他就说：“我帮你去跟电子工业部协调。”

他很快就协调好了，我们就拥有了20%的内销权。后来，我了解到，他是直接跟电子工业部部长问的这件事，详细了解了当时的具体政策。

这件事情让我很惊讶，因为我们当时到深圳或者其他地方去办理内销权都是很麻烦的。通过这件事情可以看出来，他对我们非常负责，诚心诚意为我们投资办厂创造条件。内销权对我们企业非常重要，可以省去很多麻烦，节约大量资金。如果没有内销权，不仅产品销售减少了，而且还要把外币兑换成人民币来支付劳工费和材料费。如果能内销，我们企业把产品在大陆销售后就能直接拿到人民币，就可以用这些人民币支付工人工资。此外，我们可以带一些零件供应商进来，这些供应商卖给我们的材料，也可以用人民币直接支付。内销权的事情敲定后，我们就在这里落脚了。

采访组：如您所述，习近平同志当时帮助你们解决内销权问题是冠捷电子能够在福清落户的主要因素。

宣建生：是的。1992年，我们厂子动土开工的时候，习书记亲自来了。冠捷就是这样在福清开始的。

后来，我们把台湾的中华映管也带进来了。中华映管本来也是要去厦门的，我说：“你就来福州嘛，这样你离我比较近。”

我还跟习书记说：“你这边土地要是比厦门便宜一点，中华映管就可以定在这里。”

我还问他，地点选在哪里比较好?

他说，马尾比较好，因为这里属于进出口贸易区，原材料进来比较方便。

就这样，中华映管就在福州马尾落脚了。

另外，还有一个德国西门子公司，因为我们做显示器要跟西门子的PC匹配，而西门子在大陆做得也不错，它属于外资企业。当时进口很贵，每年都要交很高的关税，他们也很想在大陆设厂，而我是他们最大的显示器供应商，我就说：“你们到福清来啊!”

德国人当时就说：“You must be kidding. Are you sure?(你别开玩笑了)。” 在他们看来，大陆就是做鞋子、衣服、纪念品的地方，电子产品怎么做得来呢?

我说：“你来看看嘛。”

他们过来一看，福清的工厂做得很先进，工人很敬业，管理得也很好，厂房一尘不染，他们很惊讶。然后，我又把他们介绍给习书记，他们和习书记接触之后，说习书记很有“国际范儿”。最后他们说：“既然你们在这儿，我们也来这儿。”当时大陆的政策，要求开办外资企业必须有中国企业参股才可以立项。我没想到，习书记让福州市的电子集团来参一点股，就解决了立项问题。

习书记还说：“宣总，你给我们一个简单的保证，假如你们以后不做这个项目了，你就要让我们退出，返回我们投资的金额，外加一点利息，让我们有个退出机制。”

听完这句话，我就觉得他的想法挺先进的，当时，哪有还没合作就想到退出的?但实际上这个想法是对的。果然，后来西门子把PC卖给富士通了，我们就一起把电子集团的股份卖掉了，不但让它没有一毛钱的损失，还返回了投资的利息。从这一点就能看到，习书记不仅敢于突破，而且眼光长远。

有一次，跟习书记搭班子的一位市长问我：“你认不认得台湾的一家汽车公司，以前跟三菱合作过，叫中华汽车?”

我说：“我认得啊，我父亲认识这家公司的董事长——吴舜文老太太，公司的总经理还是我的学弟，叫林信义，他还做过台湾地区的‘行政院’副院长。”

他说：“我们这边可以和他们搞一个合作项目，生产台湾的一种商用车——得利卡。”这种车既可以坐人，也可以拉货。

我说：“好啊，我去问问看。”

我问了一下林信义，林信义说：“我觉得大陆市场很大，我也想去啊，但是要经老太太允许才行。”

我就说：“我来试试看，我正好也认得吴董事长。”

吴舜文老太太是我的长辈，我称她为严伯母。我特意找了个机会和她交流，她问我：“小宣，你最近在哪里?”

我说：“在福州。”

她说：“福州，我知道，我们这边中华汽车也考虑去啊。”

我说：“大陆市场很大，要看准未来，抓住这个先机。”

她说：“你在那边怎么样?”

我说：“我在这边很好啊，内销也没有问题，外汇我们自己平衡。”

后来，她听我的另外一个长辈也说福州很好。我就跟她说：“我觉得福州的领导蛮开明的。”我还给她举了一个例子：我跟海关去谈，希望他们能够到我们这边来监督，现场办公，这样可以节约时间。海关比较严格，不太愿意听我们的建议。后来，市领导帮忙协调，海关就到我们这边来监督了。这件事充分说明了福州的政风很好，办事很及时。因为习书记是实干派，很接地气，从来不讲空话。同时，他严格要求部下，每一个问题都要有答案。他做事的风格，可以说是雷厉风行。

采访组：您在大陆办企业过程中，除内销权问题、海关监管问题外，还有哪些困难?习近平同志当年给了您哪些帮助?

宣建生：有一件事，让我很感动。我们台湾的企业家，那时候来大陆投资，是“冒大不韪”的，台湾当局不让我们“西进”，总是以各种方式找麻烦，不肯放资金过来。

资金过不来，我就需要在大陆这边的银行贷款。那时找银行贷款是很不容易的。我就跟习书记说：“银行就像当铺，要我一定拿十足的东西去作抵押。可是我要能拿出十足的东西，我就不需要贷款了。”

后来，习书记就给我介绍认识了中国银行福建省分行的行长。行长说：“我们派个小组去你们美国公司考察，你在我们中国银行开个户头，我们看得到你们的物流及资金流，并请你和林文镜先生个人担保，就可以给你们贷款了。”这个事情后来就比较顺利地办成了。

习书记做事，很能抓住事情的关键点。他找银行来与我们沟通的时候，心里很清楚，只有比较开明的银行才懂得国际上的这些东西，这样问题才能解决。所以他当时没有找福清的银行，福清的银行没有国际化，不一定能解决问题。而且，他是在合法、合情、合理的前提下去解决问题，没有破坏任何规定。

我真的很感激习书记，他帮助我们解决了一个很大的难题。现在看来，这些都是相对容易解决的事情，但在那个年代，资金没这么多，大陆的国际化程度也没有这么高。他帮我们解决银行贷款等问题，为我们的发展扫清了障碍。

后来，福建出了一些走私案，给国家带来了巨大损失。我们冠捷是这边规模最大的企业之一，始终规规矩矩地经营，没有辜负习书记的信任，也没有给福建的领导添过任何麻烦。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当年帮助了这么多台资和外资企业在福建落户发展，您觉得他这么做的初衷是什么?在与他交往的过程中，给您留下了哪些深刻的印象?

宣建生：习书记帮助这么多企业在福建扎下根，主要还是为了福建的经济发展，为了中国的现代化。这是出于他对“改革开放”这四个字的深刻体会。我们两个在一起聊天的时候，他曾说：“是毛主席让我们站起来了，是邓小平同志的改革开放政策让我们富起来了。”

中国要想发展，既要改革，又要开放。党的干部如果不改变看法和做法，怎么可能会有进步呢?习书记就是非常务实地去理解这些事情，去做这些事情。

交往这么多年，我觉得习书记是一个生活很简朴的人。他对吃喝的要求很简单：下乡的时候，一碗炸酱面，或者一份饺子，甚至一碗酸辣汤就可以是一顿饭，搞得超标了，他还不允许。他对穿衣也没有过高要求，只要干净、整齐、得体就行了。

他非常好学，喜欢看书，喜欢出去多看，多下去了解实际情况。古人讲，“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是很有道理的。据我所知，他喜欢看上个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讲台湾经济起飞的书，介绍新竹科技园区、高雄加工出口区等方面的书。这方面的书，我都会从台湾带来给他看。他也送给我书，送我的第一部书是唐浩明写的《曾国藩》，书写得非常好。他还喜欢跟我谈他看的书。他看过我带给他的书之后，也会跟我交流。

让我特别难忘的是，他很有人情味，很重感情。比如，他很关心我和我的家人，见面时常问：“你太太和孩子都好吗?”我太太带我两个孩子在美国上学，每年寒暑假回来两三次，这些他都知道。他常对我说：“你下次回来，有机会请你家人一起吃个饭。”有一次，我和太太回福清看看，他正好也在，我们就在一起吃了饭，他对我的家人很亲切，很热情。

有一次，我跟他出国考察，飞到上海转机，他知道我是在上海长大的，就要请我吃饭。我们吃饭的地方并不是很高档，是在城隍庙那边吃很传统的老上海菜。我说：“真没想到你还知道这家店呀!”那次上海的经历让我记忆犹新，现在回想起来，觉得他真的很有人情味。

还有一点就是，习书记和我有一些相似的经历，所以也有很多共同语言，我们很谈得来。

我是19岁去的台湾。1949年，我父亲随着国民党撤退到台湾，因为家里人太多又很匆忙，就把我给落下了。台湾那边有人说，“宣先生是吃共产党奶水长大的”。确实，我受过很多社会主义的教育，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们那一代年轻人追求奉献社会、树立共产主义的人生理想。但我当时属于“黑五类”，上小学时就被送到农村去劳动，上初中时就去插队了。16岁到18岁在贵州都匀插队，正好赶上三年困难时期，那段岁月很艰苦。

因为我有这样的经历，就跟习书记有很多这方面的共同语言。他跟我讲，他去陕西插队，那时候很饿，连生肉都能吃下去。他还说，他那时候干体力活和当地的老乡一样，可以扛上百斤的粮食。他跟我分享他在陕西的那段岁月，我很有共鸣，所以印象深刻。

习书记还是一个少年的时候，就上山下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