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诗解》：诠释的承续与创新

由于孔子删在前，汉人推崇在后，《诗经》成为“六经”之首，而《诗经》学经历汉学（汉唐）、宋学（宋明）、清学和“五四”以后的现代诗学等发展时期，一直是学界研究阐发的重点、热点，《诗经诗解》则是许总教授在新时期诗学研究领域的又一力作。

“五四”以后，大批学者为恢复《诗经》文学真面目进行努力，他们颠覆经学体系，奠定了新文化的根基，而《诗经》则首当其冲。他们达成了共识：《诗经》是文学，不是经。由此便为《诗经》的研究定了基调，开创《诗经》新学。他们重视《诗经》文学性质，否定了《诗经》之为“经”，也就彻底否定了“旧经学”，自己也可能掉进了“新经学”的泥淖。时至今日，配君子的淑女变成了劳动姑娘，君臣间的劝辞变成了劳役者的怨辞，甚至被写到古代文学教科书里，则是以新的谬误代替旧的谬误。

许总教授《诗经诗解》在考察和评骘《毛诗序》《毛诗传笺》《毛诗正义》等以及《诗经》新学诸家诸说的基础上，“务求古人作《诗》本意”，尽最大可能恢复《诗经》之本来面目。例如《周南·关雎》，“毛说作于文王之世以在德妃，齐鲁韩三家说作于康王世德衰作讽”，但是近世认为是“纯民间恋歌”也是不妥的。因此，《诗经诗解》作解诗云：“关雎诗开本人伦，易道乾坤万物循。毛氏德妃三氏刺，箴时乐正理同臻。”“岂知‘窈窕’状宫室之深，‘君子’‘淑女’于《诗》亦非庶民之谓欤？且琴瑟钟鼓之礼仪，又岂属民间之所用者乎？”

又如《邶风·式微》，《毛序》《郑笺》认为是黎侯寓卫、其臣劝归之辞，而近人或以为“苦于劳役者对国君发的怨辞”，或以为“情人幽会相互戏谑之情歌”。《诗经诗解》作解诗云： “九黎盛势已衰微，赤狄兵兴国祚非。臣尽忠忱君不悟，苟安卫邑曷能归。”作者赞同前人说法，认为：“则不独有臆测之嫌，且于诗之辞，似尤不而不通。试想，苦于劳役或情人幽会，何以重言‘式微’？”至于后世衍“式微”为“归隐”，隐逸文学遂蔚为大宗。

又如《周南·兔罝》，《诗经诗解》作解诗云：“椓杙丁丁施道诸，干城卫邑腹心居。文王授正吕闳泰，岂独武夫入兔罝？” 《毛序》认为“贤人众多”是由于“后妃之化”，《诗集序》认为是由于“文王德化之盛”，今人或以为赞美猎人勇武之辞，《诗经诗解》进行了纠偏：“‘公侯干城’显非一般猎人罝兔之事，罝兔当施于山林，何以施于四通八达之大道？”故认为“事在罝兔，义则罝人，实际亦含网尽贤才为己所用之意”。

诗多比兴，诗意隐微是其特征。对于一些诗旨隐约委婉的篇章，《诗经诗解》则认为只要明其主旨，不必过于拘泥于其本事。如在评论《周南葛覃》时，作解诗云：“葛覃中谷刈是絺，燕服初成薄浣之。言告归宁明妇本，后妃民女自相宜。”前人在解诗的过程中所述主人公说法不一，《诗经诗解》认为：“然以诗旨在明勤俭为立业之本则无二致，又岂必拘执其究何所属焉？”

再如《小雅·伐木》，《毛序》《郑笺》皆以为是天子之诗，后人如朱熹、吴闿生、方玉润等皆以为宴会亲友所奏之乐歌，《诗经诗解》在考察历代诗解的基础上认为：“以是观之，《伐木》之礼，当在友道，实不必拘于天子或者庶人之作。”

《诗经诗解》亦擅于延伸和阐发，引出普遍之义，令人思索。如在评论《小雅雨无正》时，作解诗云：“天道乖戾王祚迁，宗亲百御散如烟。居平唯诺临危避，始信世情一脉延。”诗言君王昏暴、群臣自私误国，认为“诗之所指，似仍以幽王之世为宜”，进一步指出“居平既多唯诺，临危又巧于避谗”“又岂必幽王一世焉”。又如在评论《王风黍离》时，作解诗云：“禾黍离离漫四陲，宗周宫室瞬间移。可怜文武千秋业，不敌幽王一宠姬。”颇有唐人咏史诗的韵味。

《诗经》所含内容博大，包含历史、哲学、文学、经学、民俗等。《诗经》阐释史大致可以分为文学阐释史和经学阐释史，清代以前以经学阐释为主，近代以来以文学阐释为主，而两者不可完全分裂。《诗经诗解》则秉承“文学与伦理之凝合一致”的理念，不割裂文学与经学，摈弃历代学者所受所处时代思潮之桎梏，客观分析诗之本体，更真阐释了《诗经》的双重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