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至”“二分”与“四立”

中国古代天文学滥觞自远古，古代先贤仰观浩瀚苍穹，俯察方位分野，记录天象变化，确定星宿排列，测算日躔月离，创制演进，从观象授时到制定历法，“敬授民时”“以前民用”，发展出包罗众多形态、记录丰富数据、具有精妙特色的以历法制定为核心的天文学，是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和章彩显现。

立春，居传统历法的二十四节气之首。在“观象授时”时代，古人以北斗七星的斗柄指向寅位为立春；在历法已经能够精确依据天文轨迹确定的时代，则以太阳到达黄经315°时刻为立春。立者，始建也。立春的到来，标志着春天的正式开始。

立春节气，在天文历法上也具有标志性意义，立春日是四种“岁首”之一。《天官书》所言岁首有四种：一曰回归年，以冬至日为岁首；二曰祭祀年，以腊明为岁首；三曰历法年，以正月一日为岁首；四曰节气年，以立春为岁首。可见，冬至、立春这两个节气，具有天文历法的特别重要的意义。

冬至是古代天文历法发展过程中，最早被关注、被测定的天文历法的一个节点。《鹖冠子》说：“斗柄指东，天下皆春；斗柄指南，天下皆夏；斗柄指西，天下皆秋；斗柄指北，天下皆冬。”再稍加细分，斗柄指向寅位，为立春；斗柄指向子位，为冬至。此外，《尚书·尧典》记载了“四中星”，说：“日中星鸟，以殷仲春；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宵中星虚，以殷仲秋；日短星昴，以正仲冬。”指的是尧帝时代根据星宿位置来确定“二至”（冬至和夏至）、“二分”（春分和秋分）。但是，观测斗柄指向的“斗建”法，或者观测日行星宿位置的方法，只是大略地确定时间。

冬至节点的观测和确定，具有重大的天文历法学意义。在古代，精确地观测冬至节气点，主要依靠工具与技术上都能够实现精确化的“圭表测影”法。圭表用以“揆度日影，以效阴阳”，既可以辨方正位，更利于揆气定时。太阳绕着黄道进行周天旋转的“视运动”，夏至日行极北，日中时刻，表影最短，冬至日行极南，日中时刻，表影最长；春分和秋分太阳出没于正东西，日中时刻表影居中。这四个时点不仅在观测上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同时更是建构回归年的四个时间标记点。

随着太阳周期运动计算以及岁首确定的需求，冬至作为一个天文年度起算点的传统逐渐形成。古人通过连续观测，发现四年为周期，冬至正午的日影，逐渐回到原处重叠起来，遂知四年即1461日的日影回复，以四除之，得一年日数为365.25日。这个数值，已经非常接近现今精确测定的365.2425，可以作为最基础的核心数值来制定历法了。这个每年奇零的0.25日，为一日的四分之一，古代的“四分历”名称，核心意义就指这个。

同样通过圭表测影，古人可以测定出与冬至相对的夏至节点。传世文献与考古资料可以综合地证实：至迟到春秋中期，先民已能够完熟地使用圭表来确定“二至”（冬至、夏至）日，即将正午表影最长的那一天定为“冬至”，正午表影最短的那一天定为“夏至”。同时，用圭表测影，观测中间刻度也容易测定“春分”“秋分”的节点。所以，“二至”“二分”是最早被测定的节气。

根据古籍记载，随后被测算和安排的节气是“四立”，即立春、立夏、立秋、立冬。成书于战国末期的《吕氏春秋》中有十二月《纪》，在孟春、仲春、孟夏、仲夏、孟秋、仲秋、孟冬、仲冬这八个月，分别安插了八节，分别是：立春、日夜分（即春分）、立夏、日长至（即夏至）、立秋、日夜分（秋分）、立冬、日短至（即冬至）。

“二至”“二分”与“四立”这“八节”确定之后，才逐渐形成完整的二十四节气。我们今天仍然沿用的二十四节气，在现存古籍中最早完整记载的是《淮南子·天文训》，其名称和顺序全部相同（《汉书·律历志》所记载的则略有不同）。以平气法测算，二十四节气以五日为一候，三候为一气，六气为一时（一时，即现在说的一个季节），四时为一岁，所以一岁有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

应该说明的是，从冬至、夏至开始发展出的二十四节气，其观测和确定，依据的是日影，实际上也就是依据太阳“视运动”的黄道轨迹，与月行（视运动）周期无关，这是中国传统历法中“太阳历”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