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人“下南洋”

东南网5月9日报道（福建日报记者 陈梦婕）

3752公里，福建有着全国第二长的海岸线。与安土重迁的农耕文明不同，千百年来，一代又一代爱拼敢赢的福建人漂洋过海，在世界各地开荒拓土，造福一方，也发挥了联通中外的桥梁纽带作用。目前，旅居世界各地的闽籍华人华侨有1580万人，分布在全球188个国家和地区，可谓“有阳光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福建人”。

福建人移居海外已有上千年历史。早在唐代，泉州地区就有商人到东南亚一些港口城市经商，并有人在吕宋等地定居。在唐朝，泉州是中国对外贸易的四大口岸之一。根据已有的研究，在菲律宾礼智省的马亚辛（Maysin）发现原籍南安的郑国希之墓，其墓碑立于唐高宗显庆六年（661年），是迄今东南亚地区已发现的最早的福建籍华侨之坟墓。

宋元时期是中国海洋文明的黄金时代，中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出色的海洋国家之一，而泉州是世界海洋商贸中心、海上丝绸之路重要起点。厦门华侨博物院名誉院长陈毅明告诉记者，宋元时期，爪哇就有了漳泉人的聚居聚落。每年冬春季节，福建人乘着东北信风扬帆出海，带着自产的铁锅、棉布等到东南亚一带做商品贸易。当地头人会上船欢迎，接受油纸伞等礼物，并敲锣招呼当地人用椰子干等特产进行交换。因为要等待第二年夏秋的西南信风起才能启程回乡，或因要继续交换货物，便留人“住番”，继而羁留形成聚落。在这样往来交流的时光里，福建人把农业种植、手工业技术等传授给当地人，甚至还教会了他们制作米粉、豆腐等。如今在东南亚一带，这些福建传统美食依然还是沿用福建先民来自闽南方言的发音。

明代，福州是郑和下西洋的重要驻泊地和开洋地。大批富有航海经验的闽籍人士，随其出使远航，也为大批福建商人和手工业者前往东南亚各国经商和谋生提供了机会。他们中的一些人留下来与当地妇女通婚，后代散居于今天的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其中的男性称为峇峇，女性则称为娘惹，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峇峇娘惹文化。

随着海外贸易逐渐复苏，明成化十年（1474年）福州成为福建市舶司的所在地，同时还是中国和琉球交往的枢纽，不但福州人东渡到琉球，福州还设有柔远驿专门用于接待琉球使者和商人。明隆庆元年(1567年)，福建巡抚涂泽民关于开放“海禁”的奏请得到朝廷批准，在漳州月港（在今龙海）设立对外通商口岸，允许当地民众到东南亚从事海外贸易，福建出洋谋生的人数陡增，并在吕宋群岛、爪哇群岛、马来半岛等地形成许多华人聚居区。

明朝中后期，朝廷开始厉行“海禁”政策，由明至清（1840年鸦片战争以前），尽管经历了改朝换代，但“海禁”政策却是一脉相承。同样不变的是，大批福建人依然选择冲破万难下南洋。清代著名学者蓝鼎元在《论南洋事宜书》中说：“闽广人稠地狭，田园不足于耕，望海谋生。”生存的压力加上骨子里的冒险精神，让福建先民义无反顾地乘上一条木船，驶向无边无际的大海，生死一搏。

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院长庄国土认为，大航海时代，西方殖民者建立了东西方直接贸易的网络，激发了对远东商品的大量需求，也带动了远东贸易网络地区的经济开发，由此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谋生机会，也成为东南沿海海外移民的推力。

中国华侨历史学会副会长李明欢指出：除了自发出洋谋生的人，自16世纪起，西方殖民者通过地理大发现进入东南亚，为了掠夺这里丰富的自然资源，从闽、粤沿海地区招募青壮年到殖民地去充当苦力。

例如1519年，葡萄牙殖民者在中国东南沿海招募渔民、船民到东印度。从17世纪20年代起，荷兰殖民当局也开始从闽、粤招募华工，兴建巴达维亚（今雅加达）。华人还将制糖技术带到巴达维亚，带动了当地的甘蔗种植和制糖业发展。19世纪前期，欧美各国相继废除奴隶贸易制度，各欧属殖民地及美洲的路矿、种植园均缺劳动力，故转向中国沿海通商口岸寻求替代黑奴之苦力。

鸦片战争后，清政府被迫允许华工出洋。此外，随着人口激增，地少人多，农民生活日益贫困。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出现了华工出国潮。这些被掠卖的“契约华工”（俗称“猪仔”）的籍贯大多是厦门同安、泉州、漳州。据统计，在1876—1898年的短短23年间，仅从厦门和汕头两地出国往东南亚各地的华人共达285万人。

从农民、手工艺人到落第秀才，困于生计的先民就是这样成千上万，一批接一批地怀抱着微薄的梦想，踏上未知的茫茫出国路。尽管“契约华工”是一部充满血泪、受尽凌辱的苦难史，在异国他乡，他们却以中国人特有的坚毅和勤勉，成为在侨居国矿山开采、园林种植、公共设施修筑中不可缺少的力量，也在生存的磨难中为自己种下一颗希望的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