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籍里的中国》：阅读的再媒介化

近日，《典籍里的中国》第二季收官。从《尚书》到《备急千金要方》，两季节目共选“读”了22本古代典籍，内容不仅覆盖作为国学主流的文史哲医，也涉及作为旁支的农工兵地等领域。随着节目的播出，《天工开物》《齐民要术》《水经注》等冷门古籍也登上热搜榜——这一现象，促使我们重新审视电视与阅读的关系。

关于电视与阅读，可能最广为人知的说法是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一书中提到的：“电视无法延伸或扩展文字文化，相反，电视只能攻击文字文化。”“随着印刷术退至我们文化的边缘以及电视占据了文化的中心，公众话语的严肃性、明确性和价值都出现了危险的退步。”

作为著名的媒介研究学者，波兹曼的观点有着极大的影响力，“娱乐至死”几乎被视为电视的原罪。但近年来涌现的电视文化节目新浪潮对这一观点提出了挑战，《见字如面》《朗读者》《一本好书》等节目已先行探索了阅读的视听化，将阅读从不可见的思想交流活动外化为可见可闻的朗读、讨论以及话剧表演，并带动《月亮与六便士》《万历十五年》《时间简史》等书籍跻身畅销榜。

《典籍里的中国》更进一步将古籍阅读用“多幕剧+演员围读+专家座谈”的方式加以演绎，用故事和形象来诠释古籍记载的内容及所蕴含的文化精神。阅读的精髓——跨越时空的思想交流，被电视用其所擅长的方式呈现出来。电视，似乎已经救赎了自己的原罪。

其实，电视并不必然排斥阅读；相反，电视可以帮助阅读“回归”其所来处。阅读本来就是对最原始的言语传播活动的继承与超越，通过将言语转化为文字，刻写在或轻便易携或坚固长存的各种材质之上，便可将言语内蕴的思想传诸远方或后人，使思想的交流超越“传受双方须同时在场”的限制。而电视在运用电子手段进一步突破时空限制的同时，又将阅读还原为人与人的交谈，从而再现思想交流的具体语境与气氛。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电视是对言语与阅读的“再媒介化”。

所谓再媒介化，指的是新媒介与旧媒介之间有某种继承关系、新媒介会从旧媒介中获得部分的形式与内容，且新旧媒介之间还会相互借鉴的现象。电视自诞生之日起，就表现出强烈的再媒介化特性：它将戏剧“改造”成电视剧，它对歌舞节目进行“直播”，最早的新闻节目也是从“读报”开始……电视的媒介特性，决定了它更倾向于对那些以言语和身体为媒介的传播活动进行再媒介化，表现在当前的电视文化节目新浪潮中，就是大量运用身体化的表演形式（如话剧、歌舞、曲艺、杂技、武术等），并辅以时尚化、年轻化的手法来重新演绎中华传统文化。

就《典籍里的中国》而言，原本借助文字媒介的阅读，主要是被再媒介化成借助身体媒介的话剧表演，这首先是为了让古籍所记载的文化信息变得通俗易懂。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阅读都是一种最为高效也最为经济的信息传播方式，但这种高效是以写作和阅读的门槛为代价的，尤其是经历了社会与文化的变迁之后，符号的意义被遗忘或被替换，对于古籍的阅读就变得困难起来。例如《尚书》里的“禹敷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短短12个字，不仅文字古奥，而且高度概括，于是在节目中，这12个字被反复吟诵，并被再媒介化成一场短剧，让观众以耳闻目睹的方式，直观地感受大禹治水并划定九州疆域的宏大气魄。

在话剧表演中，身体成为交流的媒介：不仅演员的身体是传播文化的媒介，观众的身体也被调动起来成为接收文化的媒介。《典籍里的中国》的观众席与表演区相互嵌套，当演员表演之际，观众所调动的不仅有视觉听觉，甚至还有触觉（台面的震动）、嗅觉（人物的气息）等需要身体直接在场才能获得的感觉，从而弥补了传统阅读所欠缺的具身感知，获得对历史场景的沉浸式体验，从而更加全面地接收人物和场景所传递出的情感氛围、时代特质和文化精神。

传统的话剧表演并不追求场景的逼真性，也就忽略了场景的表现力和传播力。而电视对于阅读进行再媒介化的另一个着力点就是场景化，从《一本好书》到《典籍里的中国》，场景的创新屡屡带给观众以震撼。

《一本好书》用围绕着观众席的环形及多层舞台解决了换景问题，舞台的不同区域被布置成书中的不同场景，演员游走于各个场景进行表演，拓展了话剧的时空表现能力；而观众随着场景的启用转换观看方向，亦可形成一气呵成的观剧感受。

《典籍里的中国》则设置了3个以甬道相连的舞台来解决大批演员的调度问题，同时在舞台上设置了巨型屏幕，以随时更换演员表演所需要的影像背景。这些古色古香的影像背景与书简、书架、书案、书房等实物道具一起，构成庄重且富有象征意味的场景，再配合场景中的人物与事件，共同建构出一个通过古籍阅读来传承文化的“媒介仪式”。

《典籍里的中国》处处流露出成为“媒介仪式”的自觉。例如，让撒贝宁以“当代读书人”的身份进入历史现场，与古籍作者或编纂者直接对话，或倾听其著书编书时的所思所想，或告知其书在后世的传承与影响，将“古今对话”直接变成可视可听的形象。

但最具匠心的设计，当数主演登场前的“照镜子”环节：镜外是身穿现代服饰的演员，镜中映照出的则是其所扮演的历史人物，今人与古人隔镜对拜，镜子成为一个开启古今交流的“界面”。这个环节堪称是凝缩了节目主题的一个“元仪式”，其所要传达的含义是：当我们追问“我是谁”时，势必要回到过去寻找答案，这正是我们在当下重读古代典籍的意义之所在。

总之，借助身体化、场景化、仪式化等手段，《典籍里的中国》积极探索了古籍阅读的再媒介化之路，虽然这种再媒介化的阅读并不能全然代替真正的阅读，但它在一个注意力稀缺的时代发挥了“引流”和“导读”的作用，引起观众尤其是年轻人对古籍的兴趣，也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古籍中所蕴含的中华文化精神。

而阅读作为一种古老却延续至今的传播方式，也应善用再媒介化进程，与其他媒介进行融合与重组，拓展出更加多元的新形态，以保留其思想交流的精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