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纲与易学

李纲有“南渡第一名臣”之称誉，还是一位两宋之际重要的易学家。因其易学专著《易传内篇》《易传外篇》亡佚，后世学者对其易学研究寥寥无几，然而其传世著作《梁溪集》（今本为《李纲全集》）一百八十卷中存留《易传内外篇》诸《序》，及其与友人论《易》信札等各类文章，仍然保留李纲论《易》的丰富资料。而且，李纲诗词歌赋及各体文中颇有引用《易》辞、阐发《易》理等内容，也彰显了其易学文化修养的灿然风采。

李纲于宋徽宗政和五年（1115年）授尚书比部员外郎的奏章《乞徽庙解易札子》，即盛赞《周易》这部经典，称：“《易》更三圣，伏羲画其卦，文王系其辞，孔子为之《彖》《象》，又为之《大传》《说卦》《序卦》《杂卦》等篇，以发明其道。故《易》于群经尤备圣人述作之旨，非特若《诗》《书》《周官》载先王应世之迹而已。”

在《理财以义札子》中，李纲写道：“臣伏见朝廷讲求理财之术，以足邦计，议者纷然，争献其说。夫以天下之大，承平之久，万物盛多之时，经画财用，岂患不足？贵于理之有其义而已。《易》曰：‘何以聚人？曰财。理财正辞，禁民为非，曰义。’财者，民之所以相生养者也，故人非财无以聚之。义者，利之本也，故财非义无以理之。”

李纲所引，出自《周易·系辞下传》，阐发的是对国家财政的获取与施用的原则性认识与把握。这一思考与表述，从他任尚书比部员外郎直到后来任宰相，以及罢相后著论析文章，都坚持这一原则性的观念。如他于后期系统地撰述《理财论》（上中下三篇）下篇引用《周易》的《节》卦爻辞：“《易》曰：‘甘节，吉。’又曰：‘苦节，不可贞。’中则甘，过则苦。今一切揪敛，不务中正，至于太过而苦，亦非长久之策也。”这一易理中的辩证思想，与他的理财（管理国家经济、财政）观念、政策旨趣相通、义理融洽。

在抗金斗争形势严峻的情况下，李纲上奏宋高宗《论用兵札子》曰：“《易》于《谦》之上六称‘利用行师征邑国’；于《师》之上六称‘大君有命，开国承家，小人勿用’。盖谦之极，非利用行师，不足以济功；师之成，非戒用小人，不足以保治。今陛下之于金人，卑辞厚币靡不顺，其谦极矣。然金人骄悖愈甚，其势非用师不能有济。以臣料之，不得已而用兵，其功必成。然功成之后，在陛下以小人为戒而已。”

在关乎社稷存亡的抗金斗争中，李纲出将入相，因此，他对《周易》的《师》卦研究甚精，感触甚深，曾多次引用《师》卦以论事。在《与秦相公第二书别幅》中，李纲说：“《易》于《师》之六三言：‘师或舆尸，凶。’又于六五言：‘长子帅师，弟子舆尸。贞凶。’舆，众也；尸，主也。九二‘在师中，吉。’所谓‘长子帅师’，六三又以弟子众主其凶，宜矣。而使之者在六五，故《象》以‘使不当’言之，兵家之忌，最在众主而节制不一。唐九节度之师，所以皆溃于相州者，正坐此故。当时李、郭皆在其间，犹不免此，况其余哉！”李纲将《师》卦卦爻辞的内容，作为经典的指导，进行切于实际的阐释与运用。

李纲于南宋建炎二年戊申（1128）年冬开始撰写易学专著即《易传内篇》十卷、《易传外篇》十二卷，撰成建炎四年庚戌（1130）年春。李纲《易传内篇序》曰：

余以罪谪海上，端忧多暇，取《易》读之，屏去众说，独以心会，即象数之幽眇，究理义之精微，于以窥圣人之制作，灿然如据；玑衡以观天日月星辰，经纬昭回之文，吉凶妖祥之理，皆可历数而周知。喟然叹曰：“不学《易》而涉世，其蹈祸固宜。罪大不死，乃得穷圣经于荒绝之乡，心醉神开，恍若有授之者，岂非幸耶！昔人作《易》于忧患者，非特智虑不用于时，欲有所表见于后，盖亦险阻艰难备尝之矣，人之情伪尽知之矣。然后思深虑危，足以发难言之妙蕴，以贻范于将来。余虽固陋，困穷流离之甚，其敢忘此！”

惜乎，李纲易学专著二书亡佚，无从更详尽地认识其中具体内容。然幸有《易传内篇序》《易传外篇序》及《释象序》《明变序》《衍数序》《类占上序》《类占下序》存留传世，诸《序》文记载撰书过程、时间，叙述主要内容，更阐释了撰著的思想观念与易学见解，成为今天我们探析李纲易学重要的核心的资料。

同时，弥足珍贵、值得注意的文献资料还有李纲与友人论易的书札，以及涉及易学的序、跋文字。据笔者全面的考索梳理，李纲曾与许翰（字崧老）、吴敏（字元中）、潘良贵（字子贱）书信往返，讨论易学问题，交流易学见解，阐发易学观念。按《李纲全集》卷次先后排列，计有《海康与许崧老书》《海康与许崧老书别幅》《泰宁与许右丞书》《郁林与吴元中书》《与吴元中别幅》《雷阳与吴元中书》《与向伯恭龙图书》《答潘子贱龙图书》《与潘子贱龙图书》《萧氏印施夹颂金刚经跋尾》《书寄崧老〈易传〉后》，其中多有对易学问题进行具体、深入讨论的内容。

李纲易学思想之核心，亦即其说之特色，可以归结为以下六点：

第一，李纲对《周易》经典创制与性质的认识与评判，是尊信三圣，推崇经典。联系到宋代易学思潮的背景，处于两宋之间的李纲，坚持古籍记载、传承已长久的“三圣作易”说，不盲目轻率地疑古惑经，是值得肯定和表彰的。

第二，李纲重视对易学史的回顾与考察，对易学史上的各主要流派、学说都曾加以关注、研究、评判，并作出审慎的取舍，因此，李纲易学具有返本开新的传统底蕴。

第三，李纲特别重视对《周易》象数的重视、考辨与阐释、归纳，持“数”“象”为《易》之本源的观念，其《易传外篇序》说：“《易》本于数，而数不与焉，极其数遂定天下之象，数兼于象故也。有数而后有象，有象而后有变，有变而后有占。”李纲对易象的细考详列，见于存留的文献中，虽非专著之全帙，但仍然是易学上值得称许的精妙文献。

第四，李纲对《周易》的义理思想同样重视，表现出融通义理、明体达用的正确取向。从《李纲全集》一百八十卷中，可以寻找到不少李纲运用易辞典故、义理思想，在关乎军国大政、经济文化、社会人事、道德修养、处世智慧等多方面进行精妙发挥的内容。

第五，李纲明辨卜筮，评判术数，也具有学术史的意义。这一方面的成果，李纲与程迥、朱熹、赵汝楳、雷思齐等易学家相比较，亦不逊色。

第六，李纲还会通易学与佛学，并进行了论述。李纲探寻、玩味的易学与佛学的会通、互参，与他“三教合一”的思想观念密切相关。李纲所持、所阐的《周易》与佛经（《华严经》等）会通的观点，当然具有相关领域学说思想史的意义、价值与地位，但就其易学整体来说，则不宜将此作为核心，不宜形成偏颇的判断。（黄黎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