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学习”

东南网5月8日讯（福建日报记者 周琳） 5月7日，省委书记尹力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九次集体学习上和在广西、清华大学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部署我省落实措施；学习贯彻中央领导同志出席第四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开幕式时的讲话精神，听取峰会有关活动总结汇报；研究进一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研究全省脱贫攻坚先进个人和先进集体推荐评选工作。

会议强调，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会党中央对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积极采取各种针对性措施，确保全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要引领产业优化升级，推进产业、科技、金融、人才协同创新，形成多元发展、多点支撑的产业发展格局。要健全市场化投融资机制，积极对接资本市场，进一步激发投资活力，推进项目滚动接续。要保障改善民生，强化就业优先政策，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保障城乡困难群众基本生活。要扎实抓好安全生产，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要求，要进一步做好国土资源工作，做好严格保护、节约集约、安全保障的文章，着力保护生态、保护资源，保障发展、保障民生。要认真贯彻《中国共产党组织工作条例》，结合市县乡换届，完善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建设忠诚干净担当干部队伍，全方位培养、引进、用好人才。

会议强调，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九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要坚持不懈推动绿色低碳发展，加强系统谋划，认真研究切合我省实际的碳达峰、碳中和工作方案。要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深度拓展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系统推进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倡导绿色生产生活方式。

会议要求，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广西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先进制造业强省、质量强省、高水平创新型省份。要扎实推进乡村振兴，因地制宜发展乡村旅游、休闲农业等新产业新业态，坚持科技兴农，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加快推进老区苏区全面振兴。要扎实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深入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等，着力提高人民生活品质。

会议要求，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清华大学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加快我省高等教育发展，推动高等教育内涵式跨越式发展。要抓住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重点，推进“双一流”建设，加快福州大学城等建设。要加强基础学科培养能力，推进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建设，加快培养紧缺人才，加强产学研深度融合。要加强党对高校的全面领导，推动构建高质量高校党建工作体系。

会议强调，认真总结举办本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的经验做法，探索创新办会模式，不断提高市场化、专业化、产业化、国际化水平，提升峰会效益，打造永不落幕的峰会。要抓好峰会签约项目落地，把数字化建设作为战略工程来抓，深化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建设，加快推进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完善提升信息基础设施、加快新基建建设，推进数字技术与政府履职全面深度融合，以信息化更好地便民惠民。

会议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深入推进“健康福建”建设，加强公共卫生补短板，扎实做好新冠疫情防控和传染病防治工作，持续深化“三医联动”改革，推动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推进优质医疗资源扩容下沉，加快建立适应时代要求、助力高质量发展、体现福建特点的卫生健康服务体系。要加强部门联动，强化信息支撑，完善医疗服务监管，深化行业治理，切实规范医疗行为、促进合理医疗检查，让人民群众有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央视网消息（新闻联播）：今天（10月30日）上午，中共中央举行首场新闻发布会，介绍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并答记者问。

发布会上介绍， 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充分肯定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以来中央政治局的工作，高度评价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的决定性成就。全会是在我国即将进入新发展阶段、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正处于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具有全局性、历史性意义的重要会议。全会最重要的成果就是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建议》的突出特点就是紧紧抓住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从各个领域提出一系列战略性、创新性举措。

相关负责人介绍，《建议》是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领导下制定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坚持发扬民主、开门问策、集思广益，切实把社会期盼、群众智慧、专家意见、基层经验充分吸收进来，对“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系统谋划和战略部署。《建议》是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纲领性文件，是今后五年乃至更长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行动指南。

发布会上，相关负责同志还就坚持创新、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2035年远景目标，到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等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

这是中共中央举行的首场新闻发布会。建立中共中央新闻发布制度，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条件下，适应形势发展和时代要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提高党的治国理政能力的重要制度安排和制度创新。有关部门负责人王晓晖、江金权、韩文秀、宁吉喆、王志刚出席了新闻发布会，徐麟主持发布会。

央视网消息（新闻联播）：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在全国各地区各部门各条战线引起强烈反响。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这次全会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擘画发展蓝图、规划实践路径、作出战略部署，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要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同心同德、顽强奋斗，夺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胜利。

广大干部群众表示，“十三五”时期，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砥砺前行、开拓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航船继续乘风破浪、坚毅前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向前迈出了新的一大步，社会主义中国以更加雄伟的身姿屹立于世界东方。

此次全会审议通过的《建议》从各领域提出一系列战略性、创新性举措，对于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重塑竞争新优势，具有重大关键作用。

广大干部群众认为，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将“十四五”规划与2035年远景目标统筹考虑，对动员和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战胜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风险挑战，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奋进新时代，开启新征程。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全会精神上来，把智慧和力量凝聚到全会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上来，为夺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胜利不懈奋斗。

东南网10月31日讯（福建日报记者 周琳）10月30日，省委书记于伟国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认真传达学习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研究我省学习宣传贯彻意见。

会议一致认为，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上，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重点研究制定“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建议，对动员和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战胜前进道路上各种风险挑战，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受中央政治局委托作的工作报告和对规划建议的说明，站在“两个大局”战略高度，科学系统总结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以来中央政治局的工作，对“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的重大问题作了深刻阐述，统揽全局、思想深邃、实事求是、振奋人心，为我们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提供了行动指南和根本遵循。全会通过的规划建议，是夺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胜利的纲领性文件，必将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奠定坚实基础。

会议一致认为，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以来，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取得了新的重大成就。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冲击，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砥砺前行、开拓创新，奋发有为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战胜各种风险挑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航船继续乘风破浪、坚毅前行。实践再次证明，有习近平同志作为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领航掌舵，有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心、顽强奋斗，我们就一定能够战胜前进道路上出现的各种艰难险阻，一定能够在新时代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有力地推向前进。我们要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确保各项事业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不断取得新的胜利。

会议强调，全省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全会精神，深刻认识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的决定性成就，深刻认识我国发展环境面临的深刻复杂变化，深刻认识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和“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遵循原则和重点任务，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上来。要坚定不移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经济行稳致远、社会安定和谐。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坚持系统观念，统筹“两个大局”，增强机遇意识和风险意识，保持战略定力，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推动各项工作落地见效。

会议强调，要全面把握新发展阶段，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紧扣构建新发展格局，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超越。要坚持创新在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发展的战略支撑，构建创新生态链，加快建设创新型省份。要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加快发展现代产业体系，把发展经济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要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畅通国内大循环，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加快补齐居民收入和民生社会事业发展短板，改善人民生活品质，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要全面深化改革、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深化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充分发挥多区叠加优势，构建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要积极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深化闽台各领域融合，加快建设台胞台企登陆的第一家园。要优先发展农业农村，把解决“三农”问题作为重中之重，接续推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做强做优十大特色产业，探索具有福建特色的乡村振兴之路。要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全面落实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提高福建文化软实力。要持之以恒推进生态省建设战略，深化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要统筹发展和安全，把安全发展贯穿全省发展各领域和全过程，防范和化解影响现代化进程的各种风险，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福建。会议强调，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把“两个维护”作为最高政治原则和根本政治规矩，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广泛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形成推动发展的强大合力。

会议要求，全省要迅速兴起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热潮，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持续深入抓好“大学习”，确保学习宣传贯彻走深走实。要对标对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党中央规划建议，倾听人民呼声，汇聚人民智慧，科学编制我省“十四五”规划。要扎实抓好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再接再厉、一鼓作气，确保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确保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作出更大贡献。

习书记抓住摆脱贫困这个主要矛盾来施政，在指导思路上提出扶贫先扶志，虽然我们是经济老九，但不能自暴自弃，先解决思想上的贫困问题，强调地方贫困，观念不能“贫困”，要淡化“贫困意识”。在具体工作上，习书记则提出派干部下去驻村，给群众出点子，深入基层帮扶群众，搞山地开发。

采访对象：

钟雷兴，1945年2月生，福建宁德市蕉城区人，畲族。习近平同志任宁德地委书记时，钟雷兴任地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兼政法委书记，2000年任宁德市人大常委会主任。2008年退休。

采访组：钟书记您好！习近平同志1988年来到宁德，推动宁德摆脱贫困是他工作的主旋律。请您介绍一下他在这方面的工作情况。

钟雷兴：习书记1988年6月来到宁德，29年过去了，可以说弹指一挥间。对于我而言，他是好领导、好班长、好朋友。他在宁德工作的时间虽然不长，但留给我的印象是极为深刻的，我从他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

“闽东”的概念最早不仅指宁德，还包括罗源、连江，就区位而言是全省的东北部。1983年，罗源、连江划到福州，但习惯上宁德还是称闽东。从大的背景来看，习书记来的时候，正遇到国家治理整顿，原计划上的项目不能再上，国民经济进行整体调整。那时的宁德是一个贫困地区，交通、基础设施都非常落后。从福州坐车来宁德，只有一条104国道，7米宽，一走就要走4个小时。宁德又是“老、少、边、岛、穷”，我们的岛屿占全省的1/3，海岸线占全省的1/3。当时宁德在全省经济排名第九，也就是倒数第一，开会的座位也排在最后。宁德人一看从厦门调来了新领导高兴极了，就期望他能够带来大项目、大发展。

在这种情况下，习书记的态度很稳重。他虽然年纪轻，又刚刚履新，但他没有搞“新官上任三把火”，而是实实在在沉下心到基层搞调查研究，了解县情区情，特别是到老区、少数民族聚集区了解民生状况。为了做好比较借鉴，他还去参观考察了毗邻宁德的浙江温州，学习温州的经济发展模式，比如怎样发展民营企业、政府如何为民营企业服务、如何搞好城市建设等。经过耐心细致的调研，习书记得出结论：帮助群众摆脱贫困是当时第一要务。

他抓住摆脱贫困这个主要矛盾来施政，对宁德的发展思路是很清晰的。首先，他提出扶贫先扶志，先要解决思想上的贫困问题，强调地方贫困，观念不能“贫困”，要淡化“贫困意识”。1989年8月，在习书记倡导下，地委在屏南县仙山牧场举办地委学习中心组读书班，把所有县委书记集中起来学习，统一思想。

习书记提出“滴水穿石”精神，就是强调对摆脱贫困要有坚忍不拔的进取精神，有打持久战的思想准备，知难而进，攻坚克难，勇于贡献。“滴水穿石”精神的确立，不仅对于推动闽东脱贫致富很重要，而且对闽东的精神文明建设也是一大创举。他还提出“弱鸟先飞”的思想，虽然我们是经济老九，但不能自暴自弃；虽然宁德基础薄弱，但可以“先飞”；“人一之，我十之”，“天道酬勤”。习书记概括总结的这两种精神既富有创新，又非常贴合实际，闽东人民素有的奉献精神、吃苦精神、不甘落后的精神都体现到“滴水穿石”和“弱鸟先飞”之中了。

这两种精神，对闽东干部队伍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当时全国举办第一次法律知识竞赛，我们宁德也抽调了5个人，为参赛做准备。这些同志虽然都是做司法工作的，但并不是科班出身，大家心里没底，觉得我们这种“小地方”出去的，得奖希望不大。恰好，习书记在那段时间刚刚提出“弱鸟先飞”的思想，大家有信心、有决心，经济穷但志不穷，在这种精神鼓励下，奋发向前。一个月后，我们在这场全国大赛中获得了冠军，真是振奋人心啊！行署当时还专门表彰他们，就是想用他们这种顽强拼搏、不甘落后的精神鼓舞和带动更多人。我们闽东虽穷，但只要肯努力，一样可以振翅高飞。

在具体工作上，习书记主要是派干部下去驻村，给群众出点子，深入基层帮扶群众，搞山地开发。当时我们这里最主要的产业就是“茶叶蘑菇长毛兔”，因为宁德没有大工业，也没有大企业，只能先从这些入手。对特别困难、特别偏僻的山区，就采取整体搬迁的“造福工程”，让群众能到更好的环境中去生活。

习书记对新闻媒体宣传抓得很紧。我记得1989年政治风波之后，他主动提出召开新闻部门记者座谈会，与新闻媒体坦诚沟通，希望大家在闽东多宣传一些正能量，增强闽东人民的信心，鼓舞闽东人民的斗志。习书记还让宣传部门制作了一个山海交响的歌集，把闽东的好山好水唱出来，宣传出去。

习书记对民族宗教工作很重视。我们这里畲族比较多，我本身也是畲族人。畲族人民在革命战争年代，不怕艰苦，不怕牺牲，对党忠诚，用叶飞同志的话讲，就是“畲族没有出过叛徒”。畲族有自己的语言、习俗、谱牒、寺庙，有节俗等传统文化，习书记对畲族文化都很了解，也很尊重。他当省长后来到宁德，我们畲族同胞就搭起竹棚欢迎他，给他挂花环、捧美酒，这些都是迎接贵宾的最高礼仪。习书记很尊重这些习俗，花环也挂，酒也喝，畲族同胞见了他都很高兴。他对畲族地区摆脱贫困、发展经济非常关注，他到福安县少数民族最多的穆阳畲族开发区调研，亲切地和当地百姓交谈，诚恳地讲：“小康建设的路上，畲族村一个也不能落下。”我看过一个资料，说习书记到了浙江以后还去过景宁畲族自治县，在那里还讲起宁德的故事。

习书记调任福州市委书记以后，仍然牵挂宁德的发展，建立了“五地市合作区”，就是福州、宁德、南平、三明、莆田5地市交流经济、人员、信息，互相促进发展。这个活动一直坚持到现在，每年开一次会。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在宁德时很注重廉政建设，请您谈谈这方面情况。

钟雷兴：习书记特别注重践行党的群众路线，解决群众反映最强烈的问题。在宁德，他狠抓党风廉政建设，改变领导干部作风，密切联系群众。他教育干部常说一句话：“当领导不能鱼和熊掌兼得，想当官就不要想发财，不能在这里浑水摸鱼。”他的原则性非常强、非常鲜明。

当时宁德最突出的问题，是党员干部违规占地建房和多占住房。当时还是计划经济，有的领导利用公权谋私利，批地，批“三材”，久而久之，形成风气。多占住房就是一些干部占着机关的好几套房子，导致新来的干部没地方住。针对这些问题，习书记下决心进行治理整顿，先摸清情况，然后制定方案，最后进行清理、整顿、查处。

习书记很严厉地讲：“这件事既是我们各级领导干部对人民、对子孙后代担负的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抓住当前群众意见的‘热点’、解决我们廉政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1988年12月30日，习书记在全区加强土地管理、整顿干部建房、查处干部建房中的违纪问题电话会议上作了重要讲话，他说：“这次我们对干部建房问题采取的措施是‘停’、‘清’、‘理’，即从今天起先停下来，而后全面清查，再分情况进行处理。当前就是要先停，停止审批，停止施工。在这方面态度一定要坚决，不能含糊。对那些我行我素，置若罔闻，仍在审批或突击抢建、顶风冒犯的，要严肃查处。在停的基础上，各县、各部门要进行认真清查，弄清地皮、‘三材’、资金来路，张榜公布。而后，再分别情况作出处理。对违纪和以权谋私的，不仅要给予经济处罚，触犯刑律的还要依法制裁，以达到惩前毖后的目的。”这次清理整顿在宁德掀起了巨大震动，不仅收回了一部分领导干部建房的审批权限，还建立了更严格的干部私建住房审批程序。前后用了一年多时间，处理了一批领导干部，及时刹住了这股歪风，党风廉政建设的制度也逐步建立起来。因为此事解决得比较好，我们还曾在中央纪委华东片区工作会上作了典型经验介绍，产生了积极影响。

采访组：请您介绍一下，习近平同志在宁德时联系群众的情况？

钟雷兴：习书记亲民为民，最典型的就是“四下基层”制度的建立。这是一个逐步建立起来的过程。一是信访接待下基层，宁德当时的来信来访比较多，一到地委信访日人山人海，应接不暇，群众的问题也很难及时得到解决。鉴于此，习书记就提出信访下基层，他自己带头，按领导的挂钩县，每个县确定一个信访接待日，领导直接到县里给群众解决问题。第一个信访接待日安排在霞浦县。这样，群众上访转变为领导下访，便于了解群众需求，解决实际问题。二是现场办公下基层，现场办公要解决问题，领导干部要带着相关部门去帮助下面解决困难。三是调查研究下基层，每个领导干部都有自己的挂钩县，习书记的挂钩县是福安县。四是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下基层，领导干部下去不仅要调查研究、接待信访，也要负责宣传，不能光在台上作报告。这4个举措密切联系群众，对解决群众呼声强烈的主要矛盾起到了很大作用。

习书记在宁德经常下乡调研，关心群众生活，他去调研要听真话，要“三看”：一看路面，二看屋面，三看桌面。进村先看村里道路是否平整干净，村容村貌怎么样；二是看看群众住的怎么样，家庭条件怎么样；三是掀开桌罩看看老百姓吃什么。他这些举动都是很接地气的，而且一直到当总书记以后也是如此，这是他一贯的风格。

采访组：请您谈谈习近平同志在生活中有哪些让您印象深刻的事。

钟雷兴：习书记生活很简朴，从来不搞特殊化。他从厦门到宁德当地委书记，一是办公室没有换，也没装修；二是车和司机都没有换，还是坐那辆老书记用了十几年的旧车。吃就吃食堂，吃完饭在地委大院里散散步。

有一件事我印象很深刻。当时宁德很穷，大家见到一部好车，就很关心。厦门市政府赠送给我们行署一辆小中巴作为公务用车，但外界不知道这是赠送的，又是公车，看到地委大院突然有部好车，有人就告状告到上面，说习书记来宁德以后搞特殊，买进口车。当时我是纪检书记，向习书记报告了这个信访情况，向他征求反馈意见。习书记为人坦荡，态度也很干脆，说：“我不用看了，你实事求是地反映上报就行。”

当时我还分管精神文明建设，组织过几次机关集体劳动。我们地委大院小东门外有一条水沟，一到下雨水就漫起来，我就组织党政军干部开展为期一天的清沟活动，习书记也亲自参加。那个沟下面很脏，夏天蚊虫又多，他却不怕，挽起裤管就下去，和我们一起干。还有一次搞清水渠劳动，他也很积极，自己扛着锄头和大家一起走在队伍里，一点都不像个地委书记。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离开宁德后，您和他还有联系吗？

钟雷兴：习书记在省里的时候，我去福州，有时候到他家里去，有时候到他办公室去。他听说我去，再忙也都安排见一下。

2010年9月，习书记回到宁德来看我们，和我们这些老班子成员合影，还有吕居永老书记，一起共进午餐。大家在饭桌上畅谈往事，非常亲切，无限感慨。习书记说：“当时闽东人有三大梦想，一是建设中心城市，二是通高速公路、建铁路，三是开发三都澳。当时的情况是，国家治理整顿不能上大项目，三都澳是台海前线，要顾全大局，只能实实在在地把群众贫困问题先解决。后来三都澳部分开放了，高速路、铁路也有了，2000年底也撤地改市了。这样看来，我们当初坚持‘不烧火’，扎实带领群众摆脱贫困这条路没有走错。”

采访组：请您谈谈习近平同志主政宁德对他以后治国理政思想产生了哪些影响？

钟雷兴：总体上讲，习书记在宁德任职期间的理念和实践，可以用4句话形容：亲民为民，责任担当，反腐正风，创新发展。我具体谈两点认识。第一，地区层面的工作很重要，这是上对高层、下对基层的位置，既要有着眼全局的顶层设计，又要有具体的工作部署，这些对于当时的习书记来讲是一种极大的锻炼。第二，习书记在这里的实践，比如扶贫工作、党的群众路线、反腐倡廉、转变作风，对他思想理念的形成很有启发。我相信，他在全国推进脱贫攻坚工作，和他当年带领宁德摆脱贫困积累的经验是分不开的。习书记在宁德的时候，经常讲空谈误国、实干兴邦，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这些亲民务实的理念都为他治国理政思想打下了坚实基础。可以说，他在地委书记层面，已经对党政军都有比较全面的认识和管理，也算是治国的一个小小缩影。

采访组：您如何理解习近平同志讲的“宁德是我魂牵梦绕的地方”？

钟雷兴：习书记说“宁德是我魂牵梦绕的地方”，这是他的由衷之言。第一，闽东的山山水水有他的足迹，一直映在他的脑海中；第二，闽东人的真情、闽东人的朴实都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第三，他在闽东干出了一番事业。有这三条，他说宁德是他魂牵梦绕的地方，是深情，是印象，也是期望。他即使到省里、到浙江、到北京还依然深情地关注闽东。

最近有一件事让我很感动。我们宁德市蕉城公安分局局长作为全国公安系统先进代表到北京参加表彰大会，还受到习书记的亲切接见。习书记走到他面前和他握手的时候，他说：“习书记，我是宁德的。”习书记一听，马上停下来，和他握手握了很久。那个公安局长特别兴奋，回来以后逢人就讲，觉得特别骄傲。我们非常理解习书记对闽东的这种深情，也不会辜负他对宁德的这份期望。

（转载自2019年6月7日《学习时报》）

3月11日，市委办印发关于进一步深入学习宣传《习近平在宁德》持续兴起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学习”热潮的通知，将在全市组织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研讨、撰写学习体会文章、开展专题调研等活动。

《通知》要求，要组织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研讨。各级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要发挥“关键少数”示范带动效应，围绕《习近平在宁德》等采访实录开展学习研讨，深入挖掘、传承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德工作期间的好思想好传统好作风，进一步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从理论源头和实践起点深刻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丰富内涵，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开设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专栏。自3月起，《闽东日报》将陆续刊发各地各有关单位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习近平在宁德》体会文章，在全市营造良好的学习宣传氛围，为深入实施“一二三”发展战略，奋力谱写新时代新宁德发展新篇章提供强大的思想理论支持。

开展专题调研推动理论研究阐释。组织开展“始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坚定前行”专题调研，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党的建设和闽东精神、脱贫攻坚、乡村振兴、深化改革、反腐倡廉等方面入手，与传承弘扬习近平总书记留下的好思想好传统好作风30周年、市委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10 周年、撤地建市 20 周年等系列活动结合起来，深入开展调查研究，从理论高度深入阐释习近平总书记留给宁德的宝贵思想财富、精神财富和实践成果，形成一批有价值有质量的调研成果，形成一批具有理论深度和实践厚度的调研成果，为深入实施“一二三”发展战略、推进新时代新宁德建设提供有益的理论参考。

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持续深化学习宣传活动，进一步巩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成果，推动广大党员干部在思想上有新感悟、政治上有新升华。要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工作的思路举措，转化为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行动，转化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坚定信心和实际行动。

7月11日，宁德市委书记郭锡文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集中学习研讨《习近平在宁德》采访实录。

郭锡文指出，《习近平在宁德》采访实录20篇文章从不同角度生动、真实地还原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德工作时的峥嵘岁月，是了解习近平总书记成长奋斗经历的生动读本，是激励干部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的鲜活教材，从中可以深刻感悟到习近平总书记客观清醒、立足长远的战略思维，求真务实、从严治吏的领导作风，扎根基层、贴近群众的真挚情怀、功成不必在我的广阔胸襟和功成必定有我的使命担当。宁德的党员干部要带头学、用心学、深入学，学出忠诚、学出责任、学出担当，坚定不移把习近平总书记当年在闽东开辟的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郭锡文要求，一要深刻领会感悟，追寻初心使命。从思想源头和实践起点上准确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要义和深刻内涵；以习近平总书记“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精神境界，检视自己的初心和使命，更加积极主动地把“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开展好；在思想上行动上跟紧总书记、捍卫总书记，进一步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二要强化学习宣传，营造浓厚氛围。在学习上走前头，学深一层、学透一些、学实一点。坚持领导干部带头学，把采访实录作为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重要学习材料，以上率下、以上促下，结合岗位实际、联系当前全市重点工作，带着岗位需求学、带着具体问题学；组织干部深入学，把采访实录纳入党校各班次学习培训的重要内容，作为广大干部业务学习、岗位练兵的重要教材；发动群众广泛学，根据互联网时代宣传特点，用好各种宣传阵地、组织一批有深度有分量的新闻报道，深入开展宣讲、掀起新一轮“大学习”热潮。三要坚持学用结合，做到知行合一。深入学习领会，精准分析事例，从中学传统、学经验、学作风，找方向、找思路、找办法，不断坚定信念、开拓视野、增强本领、提升素质。要在推动发展上有担当，沿着习近平总书记为宁德指引的前进方向，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不断把宁德的各项事业推向前进；在为民服务上有担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真挚的为民情怀，自觉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多站在人民立场想问题、作决策、干事业；在改进作风上有担当，传承“四下基层”工作作风，贴近基层、排忧解难、推动落实，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不断把作风建设引向深入。

市领导林鸿、谢再春作交流发言。市各套班子领导和其他厅级在职领导，各县（市、区）和东侨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委主要领导、市直有关部门主要负责人参加会议。（闽东日报记者 吴建明）

5月20日起，学习时报连载了《习近平在宁德》系列采访实录，生动再现了习近平同志客观清醒、立足长远的战略思维，求真务实、从严治吏的领导作风，扎根基层、贴近群众的真挚情怀，以及功成不必在我的广阔胸襟。认真学习《习近平在宁德》系列采访实录，对我们更好地追本溯源，深刻领会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时的科学理念、宝贵经验和优良作风，进一步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具有重要意义。

1988年，35岁的习近平同志作为年轻干部，来到宁德这个全省最贫困的地区，带着省委的重托，从深入调研入手，以建立“四下基层”制度开局，提出“弱鸟先飞”理念，倡导“滴水穿石”精神，带领闽东百姓开启摆脱贫困之路。习近平同志在宁德工作期间提出的许多科学理念、开展的许多生动实践，是习近平同志留给福建的极为宝贵的思想和精神财富，是我们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弥足珍贵的独特资源，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实践基础和重要思想源泉。

习近平同志带领闽东人民摆脱贫困的生动实践与习近平总书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思想一以贯之。习近平同志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提出“扶贫要先扶志”理念，为了帮助群众找到摆脱贫困的路子，走遍闽东的山山水水，九赴寿宁，三进下党，深入调研，现场办公，推动连家船民上岸，帮助少数民族脱贫等举措，为闽东人民摆脱贫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习近平同志推动闽东改革开放的理念与习近平总书记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思想一以贯之。习近平同志提出“弱鸟先飞”“滴水穿石”“行动至上”等理念，为落后地区树立弱鸟先飞的意识、立定鸿鹄向天的志向、丰满展翅高飞的羽翼、学习飞洋过海的技能指明了方向，至今仍是我们的重要工作法宝。我们要牢记习近平同志嘱托，大力弘扬“滴水穿石”的韧劲精神、“弱鸟先飞”的追赶意识和“行动至上”的优良作风，一起想、一起干、一起拼。习近平同志在闽东“反腐倡廉”的举措与习近平总书记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思想一以贯之。习近平同志在宁德工作期间狠抓反腐倡廉工作，严查干部违法违纪占地建私房、铁腕清退干部有私房又占住公房、指导推出“公务接待12条”，狠刹不正之风，与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八项规定”“六项禁令”“反四风”“打虎拍蝇”等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举措紧密相关，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如一抓反腐败斗争和作风建设的坚定意志。

我们要把深入学习《习近平在宁德》系列采访实录、《摆脱贫困》等作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重要内容，深刻领会实录和文章中蕴含的丰富内涵，怀着对人民的深厚感情、对事业的坚定意志，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努力打造政治过硬、本领过硬、求实创新、能打胜仗的网信铁军。我们在主题教育中要承担双重任务，既要抓好自身学习，先学一步、学深一层，又要结合工作特点，做好主题教育网上宣传工作。要发挥网络优势、主动设置议题、加强舆论引导，把主题教育的重要意义和进展成效阐释好、宣传好、引导好。要用好“两微一端”，积极转载跟帖、点赞评论，不断扩大《习近平在宁德》系列采访实录的覆盖面和影响力，切实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福建落地生根、入脑入心。要发挥网评队伍作用，积极传递正能量，引导网上主流舆论，为坚持高质量发展落实赶超、加快新时代新福建建设营造良好网上舆论氛围。（福建省委网信办）

（作者：许守尧 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委网信办主任）

学习时报：蔡局长您好，习近平同志在宁德担任地委书记时，您是古田县委书记。请您谈谈第一次和他接触时的情形。

蔡天初：好的。第一次见到习书记，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对古田县非常关心，高度重视库区工作。我先讲讲当时古田县的基本情况吧。古田县是福建一个非常特殊的县，“库区”是古田县最大的县情，库区建设和移民工作是古田县一项长期、复杂、艰巨的工作。上世纪50年代，国家“一五”计划将古田溪水电站列为全国第101个重点建设工程。1958年，库区建成，淹没了一座千年古城和4万多亩良田，形成水域面积37平方公里和大小岛屿36个，4万多搬迁移民需要安置。由于各种历史原因，当时全县包括扶持资金在内的各项补偿资金不足5000万元。又恰逢“大跃进”运动，提出了“三年搬迁任务，一年完成”的口号。移民搬迁，采取“先后靠、后外迁，先本区、后外区，先本县、后外县”的政策，造成许多历史遗留问题。现在的古田县城就是1959年在人工湖旁边建起来的“新城”，到2019年正好60年。所以我们常说，古田县既是一个千年“古”县，又是一个甲子“新”县。

第一次搬迁30年后，到了上世纪80年代末，国家“七五”计划提出要建设水口电站。1989年，古田县又面临第二次库区移民，涉及两个条件较好的临江乡镇黄田镇和水口镇，需要移民2万多人。两次水电站建设，古田县累计移民和需要移民6.3万人，淹没村庄69个。第一次搬迁遗留的问题还没有全部妥善解决，又面临着建设水口电站新的搬迁移民任务，工作压力特别大。

习书记到宁德上任不到1个月，也就是1988年7月2日，他第一次到古田县调研。这也是他上任后到基层走访调研的第一站。

在得到习书记要来古田县的消息以后，我和班子成员都感到十分兴奋和激动，同时也有些紧张。激动的是习书记第一站就到古田县来，说明他对古田县的工作十分重视。紧张的是我1987年8月才从福安县委副书记任上调到古田县担任县委书记的，担心吃不透县情，汇报不好，心里十分忐忑。于是，我马上召集班子成员开会，就“如何汇报、汇报什么”征求大家意见，并准备了一份汇报提纲。

我是在汇报会上第一次见到习书记的。没想到一开场，习书记跟大家说了这样一番话：“我们这个古田是闽东宁德的‘古田县’，不是闽西龙岩上杭县的‘古田镇’，普通话要是发音不准，还会把‘莆田’和‘古田’混在一起。我这次来古田县，是‘看准了’才来的。”听了习书记的开场白，在场的干部都笑了起来，感到一下子拉近了距离。我紧张的心情也很快平静了下来。我原本准备向习书记逐一汇报古田县的各项基本情况，没想到习书记紧接着就说：“我知道古田有一座很大的梯级水电站，是一个库区大县，现在库区移民的生活、生产情况怎么样？”习书记短短几句话，就直奔主题，讲到他关心关注的古田县的重点。

听习书记这么一说，我便抛开汇报提纲，如实汇报了库区移民存在的三个遗留问题：一是沿库后靠定居农民的生产和生活出路问题；二是县城城关的市政建设和社会配套服务问题；三是各类移民房屋和土地的补偿问题。习书记听了以后说，民有所呼，官必有所应。我们要正视困难，不要回避问题，新官要理旧账，干部就是要以人民为中心，要敢于担当，发现问题、面对问题、解决问题。班子成员更要拧成一股绳，团结带领干部群众，把一个一个问题都解决好。习书记的这番话给了我们很大信心和鼓励，他心里时时刻刻挂念着群众、关心着群众，还关注着干部队伍的思想情绪，让我们感到特别温暖。

汇报结束后，原本我们向古田溪水电站借了一艘大船，想请习书记上船沿湖转一转。习书记说，乘船游湖就不去了，我们还是到基层、到库区走一走。说完就让我带队到安置搬迁移民的黄田新镇去视察工程施工情况。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后来还曾再到古田县调研走访，请谈谈他对古田县的建设和发展还提出了哪些要求和设想。

蔡天初：我记得习书记一共来过古田县3次，除了刚才说到的那一次，第二次是1989年7月10日。当时，建设水口电站形成的库区淹没了闽侯县、闽清县、古田县和南平市的部分村镇。时任省委书记陈光毅和省长王兆国带领省直机关有关厅局负责同志共40多人，沿途视察水口电站的建设和库区移民情况。到古田县库区时，习书记和行署专员陈增光陪同视察。

第三次是在1989年8月，习书记来古田县开展专题现场办公，专题调研古田县应该如何搞好食用菌产业发展。习书记专程前往食用菌新品种生产基地，从装料、杀菌到接种、培养，每个流程都仔细察看，详细了解食用菌新品种的生产、加工和销售等情况。习书记3次到古田县视察工作，提出了很多先进发展理念，作出了很多重要指示，很多都是我第一次听到，让我印象极为深刻。

习书记说：“古田县不要把库区工作看成难事，只看到困难重重，更要看到并发挥库区本身的优势。”他指出：“古田县发展山区经济要坚持因地制宜、综合开发的方针，要把新老库区的工作装到一个盘子里考虑，新老库区一起开发，通过改善移民安置区的生产资源条件、基础设施条件，扶持移民发展生产，使其形成良性循环，具备自我发展的条件，将重点工作放在发展生产上。”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有人从库区工作的角度来谋划古田县发展定位，而“新老库区”这个概念也是由他第一次提出来。习书记站在全局高度来概括古田县的经济发展，给我们指明了方向，给了我们很大启迪：不是说搞水口电站淹没了两个村镇，我们就只考虑把这两个村镇建设好，而是其他事情也要一并考虑进来，新老问题都要解决、一起解决。

习书记还对我们说，搞好库区工作，特别要关心人民群众的疾苦，“群众提出来的问题不要怕，不要回避，一定要深入到基层去发现问题、面对问题、解决问题。你越是害怕困难、回避困难，困难就越多，群众意见就越大”。他指出，抓好移民新村安置问题，必须坚持“三靠”：一靠政策，做库区工作不能离开国家出台的相关规定、条例和文件，而是要坚定不移地贯彻落实。二靠党员，要发挥广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和干部的骨干作用，不能只靠县委书记一个人、只靠领导班子几个人，要把广大党员干部动员起来。三靠群众，要走群众路线，坚持库区事务公平、公正、公开，民主决策。后来，我们按照习书记的指示要求，专门开展县领导驻乡信访接待活动。1989年6月15日，首次县乡两级领导接待群众来访日在凤都、凤埔两乡进行，有数百名群众前来上访，县里通过信访接待，了解了情况，解决了问题。我们组织骨干力量，组成援库工作队下基层，还组织县直机关各口包村工作队下乡入户，对群众关心的重大利益问题，采取公开公平公正的方法研究解决，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和支持。1989年8月16日，我们在黄田镇尝试用抽签方式分配宅基地，一块宅基地规划好以后张榜公布，进行两轮抽签，第一轮抽序号，第二轮按序号抽宅基地，杜绝了“打招呼”“递条子”“走后门”的现象，避免了很多矛盾和纠纷，得到群众欢迎和好评，取得了很好效果。此后，包括“安置选址”“三通一平”以及各项补贴发放也都坚持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处理。习书记提出的“三靠”工作法，让我们尝到了甜头。

谈到发展古田县经济，习书记说，要搞好综合性立体开发，搞以种养为主的开发性生产。“八山一水一分田”的古田县，耕地资源匮乏，是个名副其实的山区农业大县。习书记分析了古田的粮食、食用菌、水果等农业产业优势，侨台优势，文化优势，以及潜在的旅游等优势后，他指出，古田县山区多是劣势，也是得天独厚的自然优势，要扬长避短，尽其所长，因地制宜，大力发展山区特色农业和加工业，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才能更好地推进农村发展、农民增收，更快实现脱贫致富。在召开全县库区开发性生产工作会议上，县委落实习书记指示，提出搞好四个开发，即“山上开发、田园开发、庭院开发、科技开发”。除了抓好庭院食用菌生产和3000亩“造田计划”外，还根据古田水域面积大的特点，做好“库湾养鱼、池塘养鱼、网箱养鱼”工作。为了落实好开发性生产，县里组织建设食用菌专用房、种植古田特色的绿麻竹、搞湖面库湾网箱养鱼、扩建食用菌农贸市场、开山种果办果场等。如今，古田淡水鱼的养殖已获得省授予的无公害产品标志证书；山地果树开发项目，在库区建设了几个万亩水果基地，甜橙、水蜜桃、油奈、柿子、杨梅五大品种成了古田县的品牌水果；古田的油奈还被引入省“星火计划”发展项目，等等。

习书记到库区黄田、水口新镇调研时，还提出发展库区经济要因地制宜。水口新镇原计划迁至朝天桥，后选址在象鼻山和西瓜洲一带。在夏季，仰仗大山深处独特的气候和地理条件，闽江水面上雾气升腾、高洁而优雅，水流又在弯口村360度神奇“调头”，宛如一幅风韵别具的水墨画卷，悠然神秘。习书记见到这样的景象以后赞不绝口，说水口真是一个好地方，水库可以防洪、发电、灌溉、供水、水产养殖，也可以搞旅游开发、建立摄影基地等，发挥综合效益。他还说，要巩固传统优势，扩大现有优势，发挥潜在优势。言下之意，就是传统优势、现有优势、潜在优势，一个也不能少、一个也不能丢，要统筹兼顾、齐头并进。习书记对古田情况十分了解，他还给我们出主意，结合黄田镇和水口镇历史上是“铁路、公路、水路交通枢纽”的特点，发展“水陆运输、中转搬运、养殖捕捞、饮食服务”和“食用菌产业”相结合，多管齐下，多轮驱动，把各行各业都带动起来。

习书记还对县委工作和县委书记工作提了明确要求。他在一次谈话时说，对于一个县来说，不要随随便便就提什么国际发展战略，要建设什么一流大都市，还是要踏踏实实做好基层工作，不要空谈战略规划。习书记告诫我们，做事一定要务实，要反对空喊口号。习书记还要求我们县委书记要有全局观念，要严格要求自己。他说，县委书记身边常常前呼后拥，大家都跟着你干，责任非常重大，一定要有全局观念，要严格要求自己，要到基层去。特别是在闽东宁德这样的贫困地区，主要的工作就在基层，就在农村，要常到基层去走一走看一看，才能解决问题。当时，由于库区淹没了大量土地，堤坝的地基都是新的，针对这个情况，习书记提出了“三防”，即防洪涝、防崩塌、防事故。他说，库区工作就是要务实，要到基层才能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不是要修多宽的马路，建多漂亮的房子，钱不能花在表面文章上面。目前看来，最重要的还是要把钱花在“三防”上面，保障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降低群众生产生活的风险。

采访组：菌菇种植是古田县的支柱产业，习近平同志当时对这一产业的发展提出了哪些工作思路和明确要求？

蔡天初：古田县原本耕地条件有限，又由于水电站建设淹没了大量土地，耕地面积更加不足，群众为了生存，就开始搞食用菌生产。当时，我们古田县在白木耳（即银耳）的人工栽培上取得了突破，又在香菇产业上取得了进展。靠着食用菌产业，古田县库区移民的生计有了保障，心也渐渐安定了下来。习书记非常支持古田县发展食用菌产业，他说，库区工作遇到这么多困难，就是要有开拓创新精神才能解决群众面临的问题，才能稳定群众的思想。

然而，人工栽培食用菌要利用阔叶林做原料，在当时也有人反对我们，认为这样破坏了环境。习书记对古田县食用菌生产中产生的“菇林矛盾”十分关心，因为他一直十分重视环境和生态保护。他指出，食用菌促进了闽东的经济发展，但必须处理好食用菌和其他产业的关系，特别是和林业的关系。食用菌发展比较快的地方，可以搞林菌挂钩。于是，我们尝试着用新疆的棉籽壳来代替木材，还充分利用秸秆类、果树枝丫类、木材加工厂的下脚料、麦麸等进行人工种植，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这样既充分利用了土地，减少了树木的砍伐，又缩短时间，还提高了产量和产值。习书记非常支持这些做法，他肯定食用菌生产是古田县一个很重要的产业，要大力推动。随后，古田县的食用菌产业得到快速发展。

还有一件事让我印象很深，就是习书记非常重视食用菌生产的科研。他说，要先掌握好食用菌生产技术，提高质量、降低成本，才能够占领市场。我们要开展好国有的科研，民间的科研也要大力支持。为落实好习书记的指示，我们下大力气组织县科委、科协搞食用菌生产研究，特别是鼓励民间成立“食用菌研究所”，攻克人工栽培的难关。通过这些举措，在菇棚的搭建、菇段的排放、菌种的生产、新品种的开发等方面，短时间内就取得了很大突破。后来，很多人问我，为什么古田县的食用菌产量这么高，全世界的白木耳基本上都是古田县产的，还有很多人慕名前来参观学习白木耳生产技术。我告诉他们，在我们古田县，光是研究食用菌生产的民间机构就有30多家，他们不断开发、不断研究，1989年10月成立了县竹荪技术研究会，不光成功研发出人工栽培的食用菌第三代新品种“竹荪”等，还先后研究出茶树菇、蘑菇、黑木耳、姬松茸、猴头菇、草菇、金针菇等60多个品种的人工栽培方法。我们的民间科研力量这么强大，首先要感谢习书记，这正是他对民间科研大力支持的结果。水口镇朝天桥村是经历过3次移民的特殊村，全村90%以上家庭种银耳，光这一项收入每年人均增收2000元以上，从“上访村”变成小康村。黄田镇双坑村，是全移民新村，县农技人员带技术下村，帮助群众种绿麻竹，这项种植人均年收入超过1000元。习书记后来总结说，古田县的群众探索出了一套工厂化栽培食用菌的生产技术，形成了一个个专业村，这是古田县人民的创造和发明，是一项重大科技成果，一定要进一步推广和发展，其他山区县也可以学习古田种菇和经济作物的经验。

1989年8月底，习书记打破常规，召集地委、行署班子成员和9个县委书记专门到屏南偏远的大山里举办一期读书班。其中一个内容就是“县委书记谈发展一县一品”。我汇报了菇棚升级改造问题，也就是用先进实用技术提升食用菌生产方式，拓展食用菌产业发展。记得习书记听完汇报，肯定了古田食用菌产业发展壮大取得的成绩，还对市场作了一番精辟的论述：“要用智启动市场、用力拉动市场、用情激活市场、用品征服市场。”后来我们就按这个指导思想来开拓食用菌市场。1989年10月，在开发区兴建古田县食用菌市场，周边安排60多家配套行业，还设立展览厅和业务洽谈室等服务设施，成为国内第一个食用菌市场，日客流量千人，成交量20多吨。乡镇也相继建了16个食用菌专业市场。

习书记在总结古田食用菌产业发展时指出，古田县坚持一县一品，以食用菌特色产业带动县域经济发展，路子对、效果好。要进一步提升管理水平，扩大宣传推广、创新营销手段、形成特色品牌；要进一步延伸产业链，拓展物流、包装等上下游产业；要注重产学研对接，做好深加工，提高产品附加值；要提高产业组织化程度，努力推动食用菌产业做大做强做出特色。在习书记的支持和指导下，我们动员移民家家户户种植食用菌，既抓安居，又抓乐业，走“食用菌开发的路子”。在当时，就实现了全县年种植食用菌11亿袋、产值60亿元，有20多万农民从事食用菌相关产业。古田县也逐渐成为“中国食用菌之都”，古田也有了“四个乡”的美名：“水电之乡”“食用菌之乡”“华侨之乡”“文化之乡”。现在，古田县的食用菌产业，特别是人工栽培银耳，占据了全国95%、全世界90%的市场份额，对于古田这样一个库区移民县来说，这真的是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都得益于当年习书记对食用菌产业的支持和指导。

关于搞好综合性开发，习书记还讲，要敢走出家门，去外面闯天下。那时候海南刚刚建省开始搞开发，古田县当地有一个农民叫张钦灿，他想组织一批古田人去海南岛种植食用菌，问我能不能去。我把这事情向习书记作了汇报，习书记说，要鼓励大家走出家门，出去闯天下。1989年，这个人就去了海南种植香菇、白木耳等食用菌。现在他已经在三亚建设了一个综合性农场，还种芒果、香蕉、菠萝等，有5000多古田人在那里创业。他还成了海南省的劳动模范，企业也被评为海南省先进典型。现在，古田县大约有3万多人在外从事食用菌产业的营销相关工作。

记得习书记第三次来古田县现场办公的时候还指出，只搞农业食用菌生产还不够，还要搞更多的开发性生产型工业建设项目。1990年1月6日，按照他的指示，我们在黄田镇烟台岗兴办古田抗生素厂，于1992年6月30日投产，取得了很好的经济效益。

习书记还非常关心古田县食用菌产业发展的先进典型。我们有一个专门搞菌菇栽培研究的技术能手叫彭兆旺，被称为“袋料菌棒栽培香菇”技术创始人，研究出人工栽培菌菇技术，并无偿提供给广大农户。这项技术使香菇生产周期从2-4年缩短为8个月左右，成本降低50%-60%，产量提高5-6倍，使得古田县的食用菌产业一举超过日本。日本人都觉得不可思议，说在日本生产食用菌又是盖房子，又是装空调，还要用计算机控制温度和湿度，而你们古田县就在田里面盖一个草棚，就能够生产出食用菌来，真让人感到非常惊讶。彭兆旺为了研究人工栽培食用菌技术，花了8年时间到四川成都附近的菇林去研究食用菌的生长。后来有一天，他在闽江边看到有一个菇菌掉到水里泡了以后，长出菇来。他茅塞顿开，原来人工栽培菇菌要在适当的时候用水泡一下再拿出来，由此他攻克了人工栽培食用菌的技术难关。习书记担任宁德地委书记和福建省委副书记期间，曾两次专程到彭兆旺的生产基地视察菌菇生产情况，对他开展的食用菌生产科研十分支持，鼓励他“让山区农民摆脱贫困，带动农民脱贫致富”。彭兆旺在上海成立了菌棒制作基地，国内完成80%的工作量后直接出口。他们出口的香菇、白木耳都不采摘，直接装运，因为轮船航行还需很长时间，这样菌菇可以在船上继续生长，等到岸以后直接采摘上货架，这样不仅更加新鲜，还节约了生产时间和成本，开创了“移动农业”的先河，大大提高了效益，为世界食用菌生产技术发展作出了贡献。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在宁德工作期间，给您留下了哪些深刻印象？

蔡天初：印象最深的就是1988年11月27日，宁德召开地委三级扩大会，习书记在会上的讲话可以说是“让人震撼”“耳目一新”。在这次会上，他提出了“滴水穿石”“弱鸟先飞”“四下基层”等几个十分重要的思想理念。关于“滴水穿石”，习书记指出要“根本改变贫困、落后面貌，需广大人民群众发扬‘滴水穿石’般的韧劲和默默奉献的艰苦创业精神，进行长期不懈的努力，才能实现”。关于“弱鸟先飞”，习书记说“弱鸟可望先飞，至贫可能先富，但能否实现‘先飞’、‘先富’，首先要看我们头脑里有无这种意识。所以我认为当务之急，是我们的党员、我们的干部、我们的群众都要来一个思想解放，观念更新，四面八方去讲一讲‘弱鸟可望先飞，至贫可能先富’的辩证法”。“四下基层”，即信访接待下基层、现场办公下基层、调查研究下基层、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下基层。当时在宁德干部队伍中还流传着这样一句话——“一任接着一任干，一任干给一任看”。习书记把这句话改成了“一任接着一任干，任任干给群众看”。

习书记很看重党员干部作风问题，在宁德狠抓反腐倡廉，对干部的要求相当严格。当时地委发了许多文件，要求整顿作风，以严肃态度清理干部违规建房。当时古田体育场四周有不少违法违规建房，群众反映强烈，占地盖房的很多领导干部都是本地人，甚至个别县领导也包括在内，中间关系网非常复杂，拆除的阻力也很大。我向习书记汇报了此事，习书记说，反腐倡廉没有死角，要惩治腐败，就要抓到位。这番话让我们感受到了他抓廉政建设的意志和决心。习书记告诉我们，不要有顾虑，该怎么办就怎么办。有了习书记做后盾，我们一口气把所有违规建设的住房全部拆除掉了。

习书记爱读书、爱思考，特别爱看县志。记得他第二次到古田调研时，晚饭后，他问我，能不能找一本《古田县志》，他想读一读。我当时也不太清楚，就嘱咐县委办公室的同志去找一本《古田县志》。过了一会儿，办公室同志拿来一本民国时期出版的县志，我当时就觉得，习书记交代的这个任务应该是完成了。没想到第二天早上，习书记对我说，“古田县志有3种版本，一本是民国的，一本是清乾隆年间的，一本是明朝万历年间的”。我当时就愣住了，我在古田县当县委书记，都不知道这些。这说明他看书不只是看个大概，而是看得很深入。他还告诫我，要多看看县志，能从一个侧面了解一个地方的历史变迁，对工作会有很大帮助。他说现在的县志都是表格资料性质的，不像过去主要是记载事件和历史，所以过去的县志和现在的县志都要看。事后，我专门去了县档案馆和图书馆找了几种不同版本的县志，认真学习，收获很大。

习书记还很善于思考总结经验，他不仅自己总结，还支持鼓励广大干部群众一起思考总结经验。习书记在宁德期间总结自己平时工作中的思考和经验，写了《摆脱贫困》这本书。1989年9月5日，在为《闽东四十年1949—1989》作的序言中，他写到：“我相信，这本小册子一定能够帮助我们总结经验，展望未来，再立新功。”1989年12月28日，他为“1990年中共宁德地委工作会议典型材料汇编”《滴水集》写了序言，他写到：“《滴水集》的汇编，旨在讴歌时代精神，弘扬社会正气，通过英模人物和先进集体的典型示范作用，将艰苦创业的精神发扬光大，成为推动闽东各项工作的巨大力量。”《滴水集》中很多详实的具体做法、例子，成为各地学习推广的良好典型。比如，古田县瑞岩小学校长苏玉桂适应山区艰苦办学环境、创新探索教学方法的典型经验得到推广后，原本教育不算拔尖的古田县，第二年升学指标排到了全地区第一。

习书记很爱游泳。他曾对我说，在工作忙时通过游泳消除疲劳是个好办法。他还开玩笑地说：“游泳要赤脚，可以更接地气。”他在古田调研时，晚上就约我一起到游泳馆游泳，每次都能一口气游3000米。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到福州工作以后，和您还有哪些接触和联系？

蔡天初：习书记1990年5月调到福州担任市委书记，我还继续在古田县工作，我们的联系相对就少了。有一次，我去福州看望一位老同志，没想到竟然与习书记在楼道里迎面相遇，更没想到他和秘书手里竟然各抱着一箱“快熟面”（方便面）。见到我这个老部下，习书记很高兴地腾出手来与我握了握，我问他，你怎么去买这么多快熟面？他的秘书说，习书记工作很忙，经常错过饭点，就一个人在家吃“快熟面”。我当时听了很感动。

还有一次，省里召开省委扩大会，在会议休息期间，我正巧遇到习书记。想不到，习书记还惦念着古田县的经济发展，他对我说：“古田食用菌产业是个大文章，古田要好好总结经验。”我心里十分感动，牢记习书记嘱托，回去以后，写了好几篇文章发表在《福建日报》上，宣传推广古田县食用菌产业发展的经验。

后来，习书记到省里工作，我1992年底调到了省体育局，又在工作上得到他的指导，筹建体育馆和游泳跳水馆；看望一线运动队的运动员、教练员；到贵安、集美、漳州、东山体育运动训练基地视察工作。习书记还多次就如何发展福建的体育事业与我谈心。他曾跟我讲，你以前在古田县当县委书记，是一项综合性工作，你现在搞体育，不要以为是一个单项工作，这也是一个综合性工作。他说，不管你干什么工作，都要学会“弹钢琴”，十个指头要协调好，要有全局观念。体育不仅仅有竞技体育，还有全民健身运动，还有体育产业，还要搞好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教育，这四个部分的内容都要抓，缺一不可。习书记提的这几点指示非常深刻，为我搞好体育工作指明了方向。他还说，落实好“奥运争光计划”和“全民健身计划”，搞体育不要只看到金牌，只抓金牌，也要注重全民健身，要把全民健身列入省政府每年为民办实事项目之中，要为群众提供公共健身场所，提高人均活动场所面积，提高体育活动人口数量。后来，我们就在全省搞了一个“全民健身路径”工程。完成后，我写了一封信向习书记汇报，告诉他省政府为民办实事项目“全民健身路径”的建设情况，希望他抽空过来看一看。习书记很高兴并给我回信，说他一定来看。记得是在2000年10月中旬，那天他早上6点多钟就前来视察。他说，要看就早点来，看一看群众晨练的情况。他看了我们在闽江边搞的这条“全民健身路径”后很高兴，特意在那里坐了一会儿，亲自上前去摇了摇健身器材，还走到篮球场投了个篮，没想到球直接进了。我现在都还记得非常清楚，他进球后说了很有意思的一句话：“看准了就要投”，现在看来，简简单单一句话很具深意。

习书记还提出，教练员、运动员要注重学习，要多看书、看报，他对加强教练员、运动员思想政治和文化教育这项工作非常重视。按照他的指示，体育局于2003年筹建集培养竞技体育专业人才和社会体育管理服务人才为一体的福建省体育职业技术学院。为了加强体育运动项目管理，福建省计划成立10个“体育运动项目管理中心”，我向习书记汇报了这件事情，得到他的支持，在省委常委会上顺利通过。福建的这种做法很快在全国得到推广，在国家体育总局和各省都成立了各级“体育运动项目管理中心”。当时，我还邀请习书记担任“福建省技巧、体操协会名誉会长”，没想到他欣然答应。后来，我请他来参加省武术协会换届大会，他不仅出席，还在会上发表了讲话。他说，他对武术也很有兴趣，武术文化是我们国家代代相传的国宝。

值得一提的是，我国蹦床运动也是在习书记支持下发展起来的。记得有一年春节前后，时任国家体委主任伍绍祖同志来福建慰问，他说他去国外考察时，发现了一种蹦床运动，但我们国家还没有引进。他认为福建人瘦小、灵活，开展这个项目很有优势。我和省体操技巧运动管理中心负责人杜辉雄教练向习书记汇报以后，他当即就表态全力支持。于是，福建省成立了全国第一支蹦床队。后来，福建省的蹦床选手多次在国际大赛上为国争光。

习书记离开福建以后，工作更加繁忙，我们联系更少了。2010年，他和彭丽媛老师一同回到福建，专门找我们这些和他共过事的老同志一起见面，还拍了照片。记得当时省委书记孙春兰同志准备向他介绍我们，没想到他说，“你不用介绍了，我比你对他们更熟悉。”我们感到，他还是当年那个平易近人的习书记。

今天你们采访我，让我再一次回顾了30年前的点点滴滴，感到就好像又回到了当年与习书记一同工作的年代。可以说，他的思想方法、工作思路、作风谈吐都对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让我受益终身。真希望他还能再到古田县看看，到宁德看看，看看30年后的今天福建农村发展的新面貌。

采访组：张学清同志，您好!习近平同志任宁德地委书记时，您是行署副专员。他刚到宁德时给您留下怎样的印象?

张学清：习书记到宁德时正值夏天，天气热得很。可他给人的第一印象却像一袭清风，让人耳目一新。他给我的最初印象可以总结成三个“没想到”。一是没想到“开场不把锣鼓敲”。在一般人印象中，新官上任三把火是司空见惯的现象，但习书记却不然。他刚到宁德那天，我们班子成员集中到老地委大院二楼的会议室，原本以为会是一次隆重的欢迎仪式，可没想到习书记一点也不摆领导的架子，不仅着装朴素，而且也没有因为到一地主政就高谈阔论或是立下“豪言壮语”。相反，他只是言简意赅地向大家表了个态，表示在宁德一定做好自己的工作。这个见面会很快就结束了，让我们这些参会的同志感到有点意外。

二是没想到人刚来就“失踪”了。习书记到任以后，我们都做好了他找我们谈话了解工作的准备，但等了好久，我们发现他谁都没找。大家都很奇怪：新来的地委书记怎么好像“失踪”了?后来我们才知道，他刚到宁德没几天，就立马下乡去调研，一走就是一个月，一走就走遍了宁德的9个县，而且还去了相邻的浙江省部分地区。

三是没想到他要换种方式带领宁德干部“冲一下”。有一次他在和我谈话时说起，他到宁德上任之前，福建省委主要领导曾对他寄予厚望，希望他到宁德能够好好地“冲一下”。习书记说，他一直把这句话记在心里。我听了感到很兴奋。因为当时我和所有宁德人一样有着共同的心愿，就是希望宁德能够抱上“金娃娃”，改变落后面貌。应该说，当时宁德经济发展的担子很重，从外部环境讲，全国正处在治理整顿阶段，通货膨胀严重，各地发展都受到制约，都在“收”;从内部环境讲，宁德作为“老、少、边、岛、穷”地区，欠账太多，关键是穷。而且，宁德为了国家和地区战略发展需要，做出了很多贡献甚至牺牲。比如说，原来古田溪水电站是福建省装机规模最大的水电站，但发出来的电主要供福州使用;宁德三都澳港是世界少有的良港，但为了国防需要，一直没有开发。听习书记说要“冲一下”，我心想，我们自己本身有港、有电，如果习书记再能拉来大项目，宁德一定能够快速脱贫。可没想到，他又对我说，宁德经济发展，慢不得，也急不得。我心想，这要怎么“冲”呢?没想到没过几个月，他就在地委工作会上提出“滴水穿石”的观念。

习书记说，经济比较落后的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总要受历史条件、自然环境、地理因素等诸多方面的制约，没有什么捷径可走，不可能一夜之间就发生巨变，只能是渐进的、滴水穿石般的变化。他提倡立足实际又胸怀长远目标的实干，而不是不甘寂寞、好高骛远的空想;他提倡一步一个脚印的实干精神，而不是新官上任只烧三把火那种希图侥幸成功的投机心理;他提倡锲而不舍的韧劲，而不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散漫。他当时就讲，“几任干部一本账、一任接着一任干、任任干给群众看”，与当今提出的“功成不必在我”是一脉相承的。

可以说，当年的习书记给宁德带来了全新的发展理念，而且的确用这些全新理念带领宁德“冲”出了新局面。

采访组：从您当时分管领域的角度看，习近平同志提出了哪些全新的发展理念?

张学清：我当时协助专员分管财政工作，习书记虽然是党委一把手，但对经济发展非常在行，提出很多新颖而且切合实际的观念。比如，他认为闽东的经济建设问题很大程度上是农民问题，闽东要发展，就要走一条“大农业”的路子，即朝着多功能、开放式、综合性方向发展的立体农业，以农业商品观念替代以往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观念。再比如，大家都知道习书记在宁德提出“弱鸟先飞”的发展理念，他意识到当时干部群众普遍存在“等靠要”思想，希望国家多拨资金，多安排一些计划内原料，但他指出要把解决原材料、资金短缺的关键，放到我们自己身上来，这种思想意识的转变是“先飞”的第一要义。他还强调商品经济建设不能搞政治和经济“两张皮”，各县的五套班子都要围绕经济建设来做好本部门的工作，搞“经济大合唱”。他在基层调研时听到有不少同志反映乡镇非经济工作牵扯了乡镇干部的大部分精力，就提出要杜绝这类状况，强调乡镇干部的主要精力和时间要用在经济工作实践上。这些观念和要求，在今天看来都是有现实意义的。

习书记专门就闽东财政经济问题进行过深入的思考，充分展示了他的辩证思维。他认为，财政经济绝不是只管收支的钱袋子，而是调节经济的大杠杆;运用财政杠杆的调节作用，决不能简单认为是给某某地方多发几个钱，向某某地方多收几个钱，而应产生于正确处理好财政经济的几种关系，比如全局和局部的关系，紧缩与发展的关系，多办事与量力而行的关系。我印象比较深的是他提出正确处理增加财政收入与搞活企业的关系。当年宁德很穷，我做财政工作有切身体会。1985年我刚接手工作时，宁德一年的财政收入才5000万，还比不上邻市一家酿酒厂产生的利税贡献。后来我向习书记汇报工作时谈到这些，他却对我说，要有大财政观念，不能把增加财政收入理解为“卡紧企业”，只有企业发展了，财政收入才有源源不断的活水，水涨船高、泉大水足就是这个道理。

习书记讲话通俗易懂，经常用很形象的语言表达一些抽象的道理。比如谈到利税大户和普通企业的税收问题时，他指出既要抱好西瓜，又要捡好芝麻，一点一滴都要做好，积少成多。增加财政收入要与搞活大中型国有骨干企业相结合，要有“先予后取，培植财源”这样远见卓识的财政观，讲究“欲取姑予”的艺术，不做“竭泽而渔”的蠢事。他还强调，在当前治理整顿、紧缩银根的情况下，财政部门更要通过资产融通，大力支持工农业发展。这些话在当时给了我很大的启发。

在增加财政收入问题上，他还强调要处理好自力更生与争取外援的关系，既要积极争取外界支持，更要深挖自身潜力发展地方经济。这与前面讲到的他提倡“弱鸟先飞”也是一致的。

我有一组数字，1990年福建全省财政收入209亿，宁德只有2.3亿;但从增长幅度看，全省“七五”期间财政年均增长17.3%，宁德年均增长27.3%，超出10个百分点，进步是显著的。从具体工作上讲，乡财建设、特产税管征在全省都得到认可，习书记在宁德开展经济工作的成效也得到了广泛认可。

采访组：在具体工作中，习近平同志给您留下哪些深刻印象?

张学清：习书记在宁德期间，有两件事情让我印象深刻。一个是治理宁德标会“会灾”。“标会”是一种民间融资形式。农村里相识的村民你出一些，我出一些，大家把钱集中起来，轮流使用，有人把它当作救急良药，有人把它当作理财工具。但由于这种形式是游走在法律之外的，风险极高，不断发生“倒会”卷款潜逃事件，让不少老百姓血本无归。这在当时的宁德一度风靡。我记得1988年底的时候，原宁德县(今蕉城区)出现了一起涉及2万多人的“倒会”事件，涉案金额大，超过亿元，一些机关单位的干部也牵涉其中，影响极坏;性质复杂，其中正当的民间融资与非法的金融诈骗卷在一起;时近春节，一个县的城关镇近一半人牵涉其中，许多人为了要账到对方家里搬东西、砸东西、打人甚至非法拘禁，已影响到社会稳定。

1989年元月，地委连续两次专门听取关于这次“会灾”事件的汇报，问题集中到两点上：一是如何定性，二是如何处理善后。当时基层有个说法，希望政府出一种“会票”，当作官方担保的“中间人”，可这样无形中会给政府带来负担。面对这些问题，年轻的习书记明确提出了三个观点：第一，不要随意定性，要按证据办事。他考虑涉及的普通百姓较多，不宜轻易定性，但对其中个别明显属于金融诈骗性质的，该抓就抓，绝不姑息，对于大多数群众还是要持保护态度。第二，政府“会票”不能发。他提出，要重视民间调解方式在此类事件处理过程中的应用。这个话一出，解决方法就很活了。比如我暂时还不了这个钱，就让我家族中有声望的亲人做担保，平息各方争执;家里有什么物产，也可以用来抵一部分欠账。总之，就是运用各方愿意接受的民间调解方式来解决民间纠纷，而不是盲目把矛盾上交给政府。我们当时觉得习书记这个意见非常好，就是充分发挥民间力量来解决老百姓自己的事，事半功倍。第三，他强调社会稳定的重要性，各级政府要加强力量，深入细致做好群众工作，控制事态发展，保持社会稳定，确保老百姓过一个平稳的太平年。

当时“会灾”导致许多群众跑到地委行署办公楼上访，甚至经常出现闹访现象，我们的干部一度很挠头，不知所措。习书记这样子一表态，大家心里都有了主心骨，开始沉下去耐心做群众工作，县里也组织公安、信访、财政、银行各领域大量干部，深入涉案群众家中帮助解决问题，慢慢就把“倒会”问题平息下去了。可以说，没有习书记当时提出的成熟沉稳的指导思想，没有他当时快速反应的应变处突的能力，没有他对基层工作、对群众的殷殷深情，是很难很快把这件事妥善解决的。我们大家都很钦佩他。

还记得在那一年的年终考核中，省委组织部向班子反馈对习书记的评价，有句话得到大家一致认可，那就是他到宁德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在很短的时间里面树立起很高的威信”。确实，虽然我们与习书记在宁德共事只有短短两年时间，但他领导有方，指挥有力，作风过硬，大家的心情都很舒畅很愉快，对他是口服心服。

另一件事就是他支持在宁德开展“三教”活动。“三教”就是重教、支教、爱教，营造全社会重视教育、支持教育事业发展的浓厚氛围。习书记当时经常讲的一句话就是“扶贫先扶智，治贫先治愚”。那时省里也下达明确要求，要在1990年之前实现教育“一无二有”，即无危房、有课桌椅。上世纪80年代末，虽然改革开放已经有了一段时间，但国家的贫困面貌还比较普遍，像我们宁德，很多学校没有专门的校舍，学生们在寺庙、祠堂里上课的比比皆是。还有一些就干脆在危房里上课，学生自己从家里搬着小凳子来读书。那时候教育系统有一组统计数据，宁德农村的教学危房有14万平方米，建在祠堂、寺庙里的校舍还有23万平方米，课桌椅缺少3万套。习书记把这件事当成扶贫惠民的一件大事来抓，1988年9月19日，他召集班子成员办公会，专门研究教育问题。他讲到：一是要肯定成绩看差距，把教育搞上去是我们不可推卸的责任;二是一定要下决心解决薄弱环节，办一些实实在在的事情，这包括我们提到的改善办学条件实现“一无二有”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解决各地欠发教师工资的问题，稳定教师队伍;三是强调要分层次推进教育体制改革。不久后，也就是1988年11月，在地委工作会议上，习书记提出把开展“三教”活动作为新一年一项重要工作来落实。1989年1月还正式出台了实施意见，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切实落实领导责任，把是否开展好“三教”活动作为年终政绩考核的重要内容;采取地、县、乡共同出资的办法，限期解决“一无二有”问题，凡是没有解决好这一问题的，不准盖新的办公楼、宿舍楼;验收工作安排在当年年底，要用解决群众关心的教育问题成效检验各级干部的工作成效;拖欠教师工资问题也要同步解决，等等。后来，宁德的这项工作成果得到了省里的高度肯定，充分体现了习书记把教育事业当成民生工程抓紧抓实的务实作风与为民情怀。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在宁德工作期间，把“四下基层”作为工作常态，当时您在参与过程中有哪些体会?

张学清：习书记在宁德提出“四下基层”，是他亲民务实工作风格的又一体现。当时我分管信访工作，但却是“新手”，之前没接触过，心理上有一点畏难情绪，甚至有一点担心。担心什么呢?一是怕没事找事，引火烧身;二是怕群众的工作难做，万一碰到胡搅蛮缠的怎么办;三是担心群众提出的问题解决不了;四是担心“四下基层”的机制难以持久，最后变成“半拉子工程”。当时和我有同样想法的同志还有一些，大家也都很期待，想看习书记会怎么干。没想到，他工作起来非常有章法：首先要求工作人员在基层发布公告，告诉群众我们要在哪天在哪个地方现场接访、现场办公;随后组织各有关部门，要求大家主动谋划，预判群众可能会提出的问题，提前考虑应对方案，并做好内部分工;最后，要求当天接访结束后各部门要自行小结，明确每件事落实部门和时限，争取尽快给群众一个满意的答复。后来，他本人亲自带队到基层接访，倾听群众所急所盼，可以说是以上率下，给我们做了很好的示范。宁德“四下基层”的工作机制在全省引起强烈反响，当时省委还专门把全省各地信访局局长带到宁德展开现场观摩，学习我们的好做法。这项工作在宁德一直持续到今天，从未间断。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在宁德期间“三进下党”的事迹至今被广为传颂。您当时有没有参加，有哪些切身感受?

张学清：我参加过一次，就是习书记1988年7月19日第一次步行到下党那次。他带领班子有关成员和相关委办局的18名负责同志一同深入下党乡，既是去调研了解情况，开展现场办公，也可以说是带我们进行一次现场教育。

下党当时实在太穷了。不要说基本的公共设施建不起来，平时吃饭只有盐巴调味，连酱油是什么都不知道。当时人多去了几个，连开会场所都没法子解决，在廊桥上开会、吃饭和休息，就是习书记亲自敲定的。我们看了以后，确实很受触动，觉得不把这样的乡村百姓拉出穷窝，就对不起自己的头衔和职位。我相信习书记一定也是这样想的，因为后两次再进下党，都是他自己主动去的，那里百姓的生活始终牵动着他的心。

采访组：后来习近平同志到福建省委工作，和您还有工作交集吗?

张学清：我1996年离开宁德到省直单位工作，任省物价委主任，那时候习书记已经在省委任副书记，分管“三农”工作。当时全省刚刚宣布村村通路、村村通电、村村通广播，是一件为民惠民的实事。但在通电问题上，就出现了“三乱四电”现象，即乱收费、乱加价、乱集资，人情电、关系电、权力电、偷窃电。反映最突出的就是乱收费乱加价问题，惠民的好事一度出现导致农民负担过重的乱象，当时《人民日报》还对福建这方面问题进行过披露。习书记对此事非常重视，亲自听取汇报并出席专题工作会。我们当时下了决心，一定要把电价压到1元以内，习书记知道以后非常支持，还支持我们开展舆论监督，提倡全省农民凡是遇到电价超过1元的有权拒付。在开展集中整顿的第一年，我们就为全省农民减负5个亿，第二年又减少3亿多，受到广大农民的好评。

2000年2月，我调任省地税局局长。那时候习书记已经是省长了，主管财政金融工作。他交给我两项任务：一是“带好队”，就是带好税务这支队伍。当时地税系统是从省到乡镇垂直管理，整个队伍有12000多人，都是“吃皇粮”的，要管好不容易。二是收好税。他下达给我们一个硬任务，就是帮劳动厅(也就是现在的社会保障局)做好社保费的收缴工作。起初，工作实施起来我才发现面临三大阻力：一是企业方面的阻力，因为收费就牵动企业，企业的负担客观上就会加重;二是随着企业负担加重，反映到政府层面，有的地方就会担心影响引进外资，继而影响地方经济发展;三是来自我们税务系统内部，不少人存在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思想，毕竟税务局按理讲是依法收税，社保费收缴当时不是我们的分内工作。在认识没有统一的情况下，这件事的确很难办。

我向习省长汇报了自己的为难之处，他听了表示很理解，说完成这项任务，如果在人手、设备上有困难，都没关系，他会帮助我解决，但最重要的是要做好各方面的思想工作。他说，要给大家讲清楚，这个事是关系到福建社会保障工作落实、关系到社会安宁稳定的大事，税务部门要认识到这个做法的深远意义，统一思想，好好地收。他还说，针对企业担心的问题，完全可以给企业开诚布公讲明白，相信对方都是能够理解和接受的，我们引进一家企业，不管是内资企业还是外资企业，如果连这种基本的社会责任都不愿意承担，那么我们引进他，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简单几句话，我听出了习省长的信心和决心，也看出了他高瞻远瞩、着眼全局的领导风范。后来，为了进一步推动这项工作落实，习省长多次牵头召集相关领导和部门开会研究讨论，还专门成立工作领导小组，最终决定从2001年1月1日起，把地税征收、财政监督、社保发放作为一个工作体制确定下来，全面实施社保费地税全责征收。

那次开征前，全省社保费只能收到两三亿，有时候连这个数字都收不上来;2001年新体制实施后，当年就收了34亿，这个数字还不包括厦门。今天来接受你们访谈之前，我特地打电话问省税务局社保处的处长，现在我们全省收取的社保费已经达到920亿。可以说，当年习省长为国家的社会保障事业、为全省老百姓做了一件大好事。我也亲身感受到他真是一位沉稳睿智、远见卓识的领导。

采访组：在日常接触中，习近平同志留给您怎样的印象?

张学清：和习书记共事过的人，相信都有一个共同的感受，就是他为人沉稳、务实亲民、正派清廉。现在回想起来，他在那么年轻的时候就已经展露出一个大国领袖必备的素养。或者说，在宁德，在福建，他的宏才大略已经初显端倪。原福建省军区司令员陈明端当时对习书记就有一句评价：习近平年纪轻轻，讲起话来有条不紊，真有大将风度。我们都很认同!

习书记在工作和生活上对自己要求都很严格。1989年3月，他牵头制定了《关于地委、行署领导干部廉洁自律的若干规定》，主要包括12条：在职期间不准以任何名义占地营建私房;不准个人介绍基建工程;不准贪污受贿和索贿;不准违反招工、招干、招生、毕业生分配、征兵、复员转业军人安置和人事调动的有关规定，私自安插子女、亲友，谋求特殊照顾;不准在干部的提升、晋级和调配选拔上，违反组织原则和人事干部工作程序;公务往来不收礼，不向基层单位索要各种产品、礼品，索购紧俏商品;下基层不准大吃大喝，要严格要求按接待标准办伙食，按规定缴纳伙食费;不准公车私用，如特殊情况私事要用车，要向车辆管理单位缴纳用车费;不准利用职便以任何名义参与经商办企业;不准弄虚作假骗取荣誉或奖励;要敢于坚持原则，敢于碰硬，带头抵制各种不正之风，不准为违法乱纪的人和犯罪分子说情袒护、徇私枉法;教育管理好家属子女和身边的工作人员。一个多月后，1989年5月15日，又出台了《关于党政机关廉政建设的若干补充规定》，共5条：不准购买新的进口豪华汽车;不准修建超标准的办公楼、宿舍;领导下乡要轻车简从，不要到当地边界迎接上级领导;上级领导来检查工作，除有关人员外，不要层层增加陪同人员;今后领导干部生病，各部门、单位不要用公款赠送慰问品，不以各种理由，用公款向领导赠送礼品，如有违者，财务部门不予报销，领导干部要把物品退还有关部门、单位或上交。你们看，他在30年前就针对作风问题提出如此细致的要求，直到30年后的今天，仍然强调反腐败要持之以恒，充分体现了他对作风问题一抓到底的决心，也体现了他身体力行的坦荡气概。

他在宁德经常讲，“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在生活上要实行“最低标准”，把自己当成一个普通人。他到任以后不换车、不换司机、不换办公室，住就住在地委大院旁边的职工宿舍里，吃就吃在职工食堂，从没搞过特殊、开过小灶。

2010年9月5日，对我来说是一个终生难忘的日子。那天晚上，已经是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同志来福建视察工作，和我们几个在宁德共过事的老同志一起再叙情意。他当时讲了一句分量很重的话，说福建是他成家立业的地方。他解释说，自己在厦门成的家，后来在福州生了女儿。而立业主要从宁德开始的，所以对福建对宁德有着特别的感情。他讲得实在，我们听了也很感动。

这一次接受你们的采访，我感到可谓正当其时。中共中央刚刚提出全党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通过访谈对曾经与习总书记交集过程进行点滴回顾，就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生动体现。这有助于我们更好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理解他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理解他对人民的深切情怀。

 采访组：您一直在宁德从事新闻宣传和社科研究工作，从研究的角度对习近平同志在宁德工作的情况多有了解。请您简要介绍一下您如何理解宁德工作实践在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思想发展中的位置。

邱树添：近30年来，我主要在宁德的新闻宣传和党务战线工作，尽管与习近平总书记的直接接触并不太多，但他在宁德、在福建工作期间，很关心宁德的建设和发展，我有幸多次随同他下乡调研视察，直接或间接参与了大量的宣传报道工作。尤其他当年去过的那些乡、村，我后来抽空基本上都去过，因为工作关系有些地方还多次去过，算是“补课”，十几年来也利用空余或工作便利做过一些田野调查和资料收集研究。因此，对他的施政理念、总体谋划有了更深的思考。我越来越深切地体会到，习近平总书记从政生涯的宁德篇章，是他治国理政思想的理念萌发、理论雏形和实践源头，也可以说是重要策源地。他提出的许多令人耳目一新、津津乐道的理念和思想，都可以从宁德听到先声，找到破译密码。因此，对总书记宁德的从政经历深入挖掘梳理，全面展现他的心路历程，很有意义。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刚到宁德时，听说当时人们对他的期望值很高，他是如何回应人们这种期望的?

邱树添：习书记刚到宁德，给大家的印象就很深，因为他很与众不同。首先，他为人朴实随和。他的衣食住行都很简朴，说话办事也很和气，见人习惯先笑一笑。第二，就是博学。他爱读书，一到宁德就找各地的县志来看，懂的东西很多，什么事情都能讲出些新鲜话来。第三，做事大气。今天，我们从《摆脱贫困》这本书里可以感受到，当时他所谋划的事情，已经不是一个地委书记层面的思考。最后，也是很重要的一点，他很有精气神。人们在私底下悄悄议论，说仔细看习书记走路的样子，多精神，人家没有说到了咱们贫困地区就无精打采的。放到以前，我们宁德的领导到省里开会都不敢往前坐，就是因为没底气。习书记却不是这样的。

习书记的父亲习仲勋同志是德高望重的革命前辈，加上他本人也在中央军委办公厅工作过，大家普遍认为他比别人有更多人脉优势，更容易向“上面”要特殊政策、要支持帮助，所以对他期望值确实很高。那一段时间，修建福温铁路、开发三都澳港口和建设中心城市这“三大梦想”，一度成为宁德社会上下的热议话题，宁德的干部群众中弥漫着一种急躁情绪。穷则思变，求富心切呀!再加上习书记这么一个背景，大家恨不得一夜之间就能发生变化，抱个“金娃娃”。

面对广大群众的“高温”，习书记表现得非常沉稳，通过开展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及时给大家作了必要的降温。他提出要发扬“滴水穿石”精神，倡导“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一任接着一任干。当时许多人听了，心里落差就很大，对“滴水穿石”的思路不太理解。有人说：“这个‘滴水穿石’要滴到什么时候呀?一滴一滴，得滴到猴年马月才石穿啊?”习书记很讲究领导艺术，面对这种尖锐的质疑，没有着急上火发脾气，而是十分耐心地做大家的思想工作。他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不是简单地灭火降温、简单地否定，而是添薪添水、烧温水，否定中有肯定，肯定中有否定。他对大家讲：“‘三大话题’的设想是好的，只是目前的条件还不具备。我们要积极筹划，条件一旦成熟，就可以大干一场。”其实仔细想想，1988年，全国都在搞治理整顿，怎么可能给宁德这样一个地方开口子“放水”呢?由于宁德是台海前线地带，国防建设需要远远大于地方发展，整个“一五”到“六五”期间，国家和省里对宁德的投资极少，根本就没有工业布局。一眼望过去，连根冒烟的工厂烟囱都见不到。那时大家开玩笑说，宁德除了火葬场有根大烟囱在冒烟，其他的地方都不大冒烟。什么基础都没有，连电都供应不上，拿什么去发展工业?拿什么搞“三大话题”?

习书记提出，为宁德百姓谋取利益，首先要立足实际，确定阶段目标，先搞以吃饱穿暖为主题的摆脱贫困、脱贫致富。经过反复的宣传讨论，他很快就把干部群众的思路引导到这个方向上来，从而为闽东长远发展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现在回过头来看，习书记当时作出那样的决定并不容易。但实践证明他的决定是正确的，也是成功的。

在贫困面前，习书记不是光要求立足实际，还强调自力更生，强调“滴水穿石”的关键在于不停地“滴”。他在调研中发现，宁德的贫困意识严重，言必称贫，认识上有问题，自信心不强，内生动力不足。表面上看是老百姓讲实惠，认为讲半天大道理，不如给一点小钱，搞个项目支持一下，帮助解决几个困难，实质上是“等靠要”思想，是一种典型的贫困意识。宁德明明有那么长的海岸线，为什么偏偏喜欢讲自己是山区?因为大家觉得是山区自然穷，就可以心安理得地戴着贫困帽子，争取国家更多救济。

当时，像这种贫困意识，可能不光宁德人有，其他地方也不同程度存在，只不过宁德更严重一些。当然，宁德的区位确实比较封闭，不管是陆路还是海路，资源都进不来，产生“等靠要”思想有其客观原因。但反过来想，一直戴着贫困帽子，就能解决贫困问题吗?所以习书记提出，要真正摆脱贫困，还是要自力更生。2017年春节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人民网与宁德福鼎市赤溪村村民代表视频连线，充分肯定“滴水穿石”的闽东精神，鼓励闽东人民继续艰苦奋斗、顽强拼搏、久久为功，用自己的双手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

采访组：面对宁德的落后面貌和复杂情况，习近平同志是从哪里开始入手改变这种局面的?在您看来，他有什么成功之道?

邱树添：习书记一到宁德，就下乡到基层搞调研。他把自己当成一个学生去深入了解宁德。一方面，从书本上了解历史上的宁德，翻阅各县的县志;另一方面，从基层了解现实的宁德，下乡了解实情。在掌握大量情况基础上，采取了一些措施，摆脱贫困的努力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习书记1990年调任福州的时候，宁德的经济发展已经具备了相当的基础和潜力。尽管还处于“经济老九”的位置，贫困的帽子还没有摘，但是摆脱了贫困线，把温饱问题解决了。当时《人民日报》还专门刊文，报道闽东摆脱了贫困线。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成就。

如果要说习书记的宁德经验或成功之道，按他讲得比较多的主要有两点：一个是靠党的领导，另一个是靠人民群众。这既是他教导大家的工作原则，也是他自己的心得体会和行动准则。我个人认为，还有一点是很值得一提的，那就是他的创新创造。党的领导是方向，人民群众是基础，他个人的智慧就体现在超常的创新创造上。当然，我们也可以说，习书记的思路和智慧归根到底还是来自基层，来自人民群众。他与群众的关系，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就是“深入”和“密切”。因为深入而密切，又因为密切而深入。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在宁德提出“四下基层”工作制度，您认为这项制度是如何推动闽东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的?

邱树添：我体会，习书记提出的“四下基层”，涵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等方方面面的建设，其中蕴含着许多尚未破解的政治密码。

“四下基层”的一条主线是转变干部作风、密切联系群众，但核心和关键却是促发展。从信访接待到现场办公到调查研究，再到宣传党的方针政策，都有内在的逻辑，是相辅相成的。当时，一些机关干部整天浮在上面，不下基层，那怎么为老百姓谋发展呢?如果发现了基层的问题，又如何找到思路、为百姓排忧解难呢?这四项制度就此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

“四下基层”的第一个方面是信访接待下基层。宁德山高路远、交通闭塞，即使坐车到最近的一个县城也要两三个小时，老百姓跑来跑去上访更不方便，信件寄来寄去也不现实，贫困老百姓哪懂得寄信，深山老林里面也没法寄信。况且，坐车是要花车费的，老百姓宁可走路走一天，也要省下5块钱的来回路费。再说了，他们跑上来以后，也不知道到哪里去找谁，两眼一摸黑，根本解决不了问题。习书记推出信访接待下基层，就是要主动贴近百姓，可以看出他对老百姓的态度，他是真正关心百姓疾苦。上级部门固定时间到各个县里去接访，变老百姓的“上”为干部的“下”，了解情况更加直接。

第二个方面是现场办公下基层，以及第三个方面调查研究下基层，这两个方面是相辅相成的。宁德这个地方，多年来交通极其不便，要解决基层发展问题，更不能只坐在办公室里听汇报，关键还是要深入基层一线去处理。现场办公中遇到的一些问题，一时拍不了板、定不了案的，就在调研当中解决。调研形成的成果又反过来促进各个部门到基层进行现场办公，无形中提高了工作效率。不然的话，工作变成了马拉松，那还怎么摆脱贫困，弱鸟还怎么先飞、快飞?如果说信访接待下基层还是为百姓方便考虑，那么调查研究和现场办公下基层主要就是破解发展中的问题，帮助百姓找到脱贫致富之路。

第四个方面是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下基层。政策最能稳人心。如果大家思想不稳定、不统一，就难以解决好发展问题。这就需要加强新闻宣传，通过加油鼓劲来推动工作。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不能光靠几个干部跑几个村子，那样覆盖面太小，还要依靠宣传工具依靠媒体，当时最主要是依托报纸。所以习书记很重视办报办刊办台，他不是为了宣传个人，而是为了把它作为一种工具和抓手。一份地方报纸的发行量至少也有一两万份，影响力相对大。如果仅靠干部的嘴巴去宣讲政策，一个个都磨破嘴皮也说不清，影响面也有限。在他的推动下，停刊20年的《闽东报》很快复刊，《闽东通讯》随后创刊。他离开宁德之后不久，电视台也建立起来了。这些都成为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的有效途径和舆论阵地。

因此，我认为习书记主政宁德最大的政治密码就在“四下基层”里面，“四下基层”提纲挈领，环环相扣，既谋一时、谋一域，也谋一世、谋全局。抓住这个主题，可以感受到习书记当年的谋划和意图，把握他在宁德施政的大致脉络。

采访组：您刚才谈到，“四下基层”工作方法蕴含着习近平同志宁德施政的政治密码。那么在这种全面性的工作布局之下，闽东经济社会发展发生了哪些积极变化?

邱树添：始终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放，是习书记在宁德工作的最大特点。现在很多人看到他出手反腐倡廉，带头抓党的建设抓思想政治工作，重视新闻舆论阵地建设和宣传工作，就联想到一个党务干部的形象。实际上，习书记对经济也非常在行，他最提倡的是“经济大合唱”，强调要把党的建设、党委领导当作推动经济发展的总抓手。他说：“每首歌，每支乐曲，都有它的主旋律。主旋律是歌曲的主体和灵魂。一个地方的工作，方方面面，林林总总，也有主旋律——这就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墙上挂多少面锦旗，少了经济建设这一面就不风光。经济工作的主旋律要求每个部门、每个单位自觉配合，主动协调，总指挥就是地方党委、政府。”

在闽东工作期间，他首先提出农业发展要立足宁德实际，大念“山海经”，即靠山吃山唱山歌，靠海吃海念海经，就是如何挖掘好山海资源的问题。宁德区位特殊，既有大面积的山区，还有更大面积的海域。其中陆地面积才1.34万平方公里，海域面积就有4.46万平方公里，是陆域面积的3倍多。这些特点决定了宁德要发展，必须依赖山海资源的联动，念好“山海经”。他还特别强调两点：第一，单靠传统的农业肯定不行，在山上靠种田效益太低，没有前途。第二，他所说的农业不是小农经济，属于现代化大农业范畴，一个重要支撑就是工业化，着眼于农业产品再加工。所以他提出也要大办工业，工业农业两个轮子并转。

其次，老百姓脱贫致富，要靠项目和产业支撑。他提出山区农业要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的原则，重点发展林、果、茶和饲养业，项目要分“短中长”期，提倡“种养加”结合。短期养鸡养鸭，还可以养长毛兔、生猪等。中期产业就是发展林、茶、果等，还有比较传统的蘑菇、食用菌等产业。短中期项目投资少、见效快。长期的就是抓特色产业，解决发展后劲问题。闽东的果品很丰富，晚熟龙眼和荔枝都有一定名气。不难看出，这些要求和他现在提出的精准扶贫理念，以及“扶贫脱贫要下绣花功夫”有异曲同工之妙。

习书记在宁德抓经济，尤其重视海上的养殖产业。他引导大家念海经，主要是从养殖业入手，依靠科技搞好深加工和综合系列开发。早期宁德的渔民主要搞一些外海的捕捞，不太懂人工养殖，效益比较低。习书记来了以后，先是推广对虾养殖，随后又把目标锁定在大黄鱼身上。大黄鱼又称国鱼，像黄花姑娘一样，非常娇贵，头颅左右长着两粒白色坚硬的“矢耳石”。现在野生的基本上见不到了，如果有，一斤大约要5000块钱。由于长期过度捕捞，这种渔业资源早就枯竭了。怎么办?习书记就让当时的水产科技人员去研究、去攻关，解决大黄鱼的人工养殖问题，他离开宁德之后不久，这项技术获得关键性突破，后来还拿了农业部科技进步奖。所以实现规模化养殖，今天大家都可以吃到大黄鱼了，宁德的三都澳也迅速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大黄鱼海上养殖基地，被中国渔业协会授予“中国大黄鱼之乡”的称号，每年有30万的网箱养殖量，产量大概10多万吨。有了山上的特色农产品，再加上海上的人工养殖，老百姓就可以唱好山歌、念好海经、耕山牧海奔小康了。

此外，在经济发展中，他特别注意增强乡村两级集体经济实力。他说：“弱化了的集体经济实力如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既无力兴办农村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事业，也无力满足群众的文化生活需求。”他经常到自己挂钩联系的乡镇走访调研，帮助当地推动产业发展，鼓励乡镇办水电，搞茶园。他还经常请一些知名企业的负责人来宁德开座谈会，为宁德乡镇企业发展出谋划策。

为了营造发展经济、脱贫致富的舆论氛围，把经济的大合唱烘托好，习书记还千方百计做好思想政治工作，抓典型示范带动。他把脱贫致富方面小有成就的人邀请到地委机关，不管是种香菇发财的，还是卖茶叶致富的，都请来给全区副科级以上干部作报告，发挥典型示范带动作用，给老百姓添志气，从思想上脱贫。人们都说，这是“泥腿子坐讲台，山鸡飞上了凤凰台”。

可以用一组数字说明习书记在宁德抓经济的政绩。他1988年到宁德，1989年宁德财政收入就达到1.9亿元，增加了5000万元。而1987年整个宁德地区财政收入也就1.1亿元，1988年也才1.4亿元左右，这意味着财政增幅将近40%。何况还是台风频发、大灾之年。宁德这样的起点，有这样的增幅，是很不容易的，如果对经济不内行是根本不可能办到的。成功的秘密，就在于唱好了经济“大合唱”，实现了工业、农业两个轮子一起转，抓实了项目，壮大了集体经济。当年全区人均纯收入554元，比1987年增加200多元，基本解决了绝大多数贫困户的温饱问题。

采访组：您刚才提到，习近平同志在宁德期间很重视挖掘山海资源，把发展林业作为振兴经济的一个重要抓手。在您看来，这与他一直以来倡导的绿色生态建设有哪些内在联系?

邱树添：我认为，习书记在宁德时期抓林业建设，不仅仅是绿化荒山的考虑，更是将其作为闽东人民摆脱贫困的一个重要出路。甚至说，他在宁德提出的“三库”(水库、粮库、钱库)绿色生态理念，是他后来在福建省提出“两生”思路(即划定“生态红线”、建设“生态福建”)，乃至后来在浙江省提出的“两山”思想理论源头。

上世纪80年代，闽东的林业问题比一般地区要严重一些，因为这里是全国第一批开展大规模食用菌种植的区域之一。食用菌栽培要用椴木，于是老百姓除了日常烧火做饭，还要大量砍伐树木，作为栽培食用菌的“土壤”。久而久之，森林资源遭受严重破坏。

1989年2月，宁德地区召开规模空前的林业工作会议，习书记在会上强调：“林业不但蕴藏着很高的经济利益，而且还有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林业在发展经济和满足人民生活需求等方面占有重要地位，并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他还非常有创见地提出：“森林是水库，是钱库，是粮库。”这里的钱库，就相当于把森林当做金山银山。他还在《闽东的振兴在于“林”》 一文中说，闽东的发展，山是载体，财富在林，广种林木是闽东脱贫致富的主要途径。他还特别讲到三个“重要”，即林木是财政增长的重要来源，工业农业乡镇企业的重要依托，出口创汇的重要基础。这些都深刻体现了他对生态的重视。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习书记不仅提出从经济效益角度看待林业建设的创见，而且有针对性地提出，要以稳定的政策体制打消群众的顾虑，从根本上提高大家造林的积极性。

他抓住解决林业政策和祖宗山权两大难题，提出坚持“谁造、谁有、谁受益”的原则，做好林权“三定”工作。地区行署还制定出台《关于发展我区林业生产若干问题的意见》，就“巩固林业‘三定’成果、自留山、集体山地承包经营、集体林木承包经营、山地开发利用、控制森林资源消耗、发展食用菌原料、封山育林、林业违规处理”等9个事关林业发展的问题作出明确规定。

习书记还提出，促进林业发展还要抓住完善林业责任制和健全林业经营机制这两个关键环节。特别是完善林业责任制方面，地、县(市)、乡(镇)实行领导干部任期林业目标责任制，层层签订造林绿化责任状，把林业工作列入任期和年终考核内容。同时还在各县(市)、乡(镇)创建造林示范点，对推动全地区造林绿化起到了很好的带头示范作用。

可以说，习书记在宁德提出的绿色生态论述，既有总体思路，又有具体抓手，激发了广大群众的造林热情，而且取得了显著成效。他提出的“三库”理念是他一系列执政理念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至今仍然在闽东这片沃土上散发着夺目光芒。

采访组：在推动闽东摆脱贫困、发展经济过程中，习近平同志非常重视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特别是畲族群众的福祉。请您谈谈这方面的情况。

邱树添：习书记重视少数民族福祉，是因为他太了解中国国情，太懂得百姓疾苦了。曾经宁德最贫苦的有三种人。一种是居住在山上的，又叫“山客”或者“山哈”，以畲族居多。历史上他们是外来人，在平原地带没有生存空间，只好跑到山上去，在山林之中生活。他们中有一部分人住着茅草房，冬天冷得要死，夏天热得要死。下起雨来，外面下大雨，里面下小雨，条件非常艰苦，病死率很高。还有一种也是外来人，从海上漂过来的，叫做连家船民，生存保障就是一条船，五六米长，一两米宽。又称“疍民”“海上吉普赛人”。由于长期生活在船上，他们一般个子都很矮，腿长期站不直，形成“内八弯”，腿脚呈曲蹄状。旧社会有句话讲：“曲蹄爬上山，打死不见官”，意思就是这种人如果上了岸，有人把他给打死，官府都不予受理。可见他们的社会政治地位之低。第三种人是居住在地质灾害多发、滑坡地带的人。因为灾害多发，一方水土养不了一方人。

对这些情况，习书记都非常清楚，所以不管是他在宁德期间，还是到福州、到省里工作，对这些少数民族群体的生产生活状况始终非常关心，大力促成了与他们有关的“造福工程”的实施。可以说，各民族群众共同摆脱贫困、致富奔小康，这是习书记心中最深的牵挂。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在宁德期间非常重视新闻工作，直接推动了《闽东报》复刊，并且对办好报纸、加强新闻宣传工作提出明确而具体的要求，您在《闽东日报》工作多年，请谈谈这方面的情况。

邱树添：在我党政权建设中，习书记深知宣传工作的重要性，他对新闻工作的重视，主要集中体现在宁德的“一报一刊”上。“一报”就是《闽东报》(1993年改为《闽东日报》)。这份报纸从复刊到成长，他都倾注了大量心血。当时福建全省只有宁德没有地方党报，而闽东发展中的困难不少，迫切需要依托报纸来统一思想，落实好地委行署的决策和部署。于是，习书记指示，地委研究很快成立了一个复刊筹备领导小组，由地委副书记牵头当组长，行署副专员、地委宣传部长配合，从各个部门抽一些人，前后大概半年时间就把报纸办起来了。当时办报条件非常有限，可以说一穷二白。没有多少钱，习书记硬从财政的“牙缝”里挤出10万块钱当启动经费。没有办公地点，他就去借军分区的房子，甚至“动用”自己军分区党委第一书记的身份，把租金也省了。

1989年11月1日，《闽东报》正式复刊，习书记专门写了复刊词，刊在头版上。此后又不断帮助解决报社方方面面的困难。1990年5月，他离开宁德时，在基层与新任地委书记陈增光交接中，也不忘在市直机关召开最后一场座谈会，就是5月3日在《闽东报》会议室召开的新闻宣传座谈会。1996年8月10日是报社大楼奠基的日子，那时习书记已是省委副书记了，他特地从福州赶来，与前后几任地委书记共同参加奠基仪式，可见对这份报纸的重视和感情。他到了省里之后，还经常看《闽东日报》，曾两次对《闽东日报》作出重要批示。一次是2000年9月14日，我和时任报社总编及总编办主任3人一起采写了一篇关于宁德蕉城区特困乡洪口脱贫致富情况的文章，登在《闽东日报》头版头条上。已是省长的习书记看到这个报道之后，就在上面做了100多字的批示。还有一次是2000年11月9日，《闽东日报》写了一份内参，反映城区边上一个村子道路不通的问题。他再一次专门做批示，要求地委行署认真加以重视。后来我们陪着当时的地委书记到现场察看调研，最终把这个路修好了。

习书记还曾3次为《闽东日报》撰文题词或发贺信。第一次是刚才讲到的，撰写复刊词;第二次是1999年复刊10周年的时候，他已经是省长，还专门题词“为振兴闽东服务”;第三次是2004年6月16日复刊15周年的时候，他已经是浙江省委书记，还特意发来贺信，其中特别讲到了“三贴近”原则和服务“三个文明”建设的要求，希望《闽东日报》能够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

另外，“一报一刊”的“一刊”，是《闽东通讯》。1990年创刊，地委主办。当时也是习书记写的发刊词，后来也对这个刊物有很多关心和关注。

关于如何做好新闻宣传工作，习书记有自己的鲜明观点。他有两篇重要的文献值得深入研究，一篇是为《闽东报》撰写的复刊词，题目是《坚定方向弘扬正气振兴闽东》;另一篇是《摆脱贫困》一书中收录的新闻工作会议讲话，题目是《把握好新闻工作的基点》。在《闽东报》复刊词里，习书记开宗明义地指出“坚定方向、弘扬正气、振兴闽东”的办报方向，提出了明确的办报宗旨。一般来说，地委书记能讲到办报宗旨已经很可以了，但是他又讲出了“四为主”的编辑方针，要求报纸“坚持以经济建设报道为主;以正面报道为主;以地方消息为主;以新闻报道为主”。他甚至还引经据典，援引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工人〉发刊词》的话，讲报纸该怎么编。可见他是下了一番功夫，是很内行的。现在再读这篇二三十年前的复刊词，感到很多话仍然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启示性。

1989年5月，习书记在地区新闻宣传工作会议上作了《把握好新闻工作的基点》的讲话，其中阐述了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统一的新闻观。他说：“我们的党是从人民中产生的，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组织，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党性和人民性本质上是一致的，我们强调的党性，饱含着人民性的深刻内涵。新闻工作者就是既要宣传党的主张，又要充分体现人民的愿望、要求，把两者统一起来。”如果把这篇讲话同他2013年8月19日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放到一起对照来看，我们就会感受到，思想极为深刻，内容一脉相承，对推动工作的作用不言而喻。所以我认为，宁德不仅是习近平总书记扶贫开发战略思想之源，也是他新闻宣传思想的源头，他当时所讲的这些话，其实不仅是站在宁德地区的层面来谈论新闻宣传，而且是站在全局的高度提出的新闻宣传观。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一直把自己当成闽东人，他说过“宁德是他魂牵梦绕的地方”。您认为，主政宁德对习近平同志治国理政思想的形成有哪些影响?

邱树添：我想这个影响应该是非常大的。总的来讲是重要策源地和练兵场。首先，从思想层面上来看，一个人到了30多岁，逐步进入成熟期。宁德岁月，加深了他对基层、对群众的理解。他早些年生活工作过的陕西梁家河和河北正定，地形不像闽东这么复杂。陕北主要是一些塬梁，在宁德随便走到哪一个山都比那边最高的山还要高，境内海拔一千米以上的山峰有696座，像总书记去过的下党乡，四面八方都是这种山，那真是“正入万山圈子里，一山放过一山拦”。如果不谈生活水平，单从环境来看，这里的条件也更艰苦。厦门是一马平川，没有山，也没有住在深山老林里的人。在梁家河，坐车坐半个小时把周边都转遍了，去哪里也不可能像到下党那样，下了车还要走两三个小时才能进去。从更广泛意义上来讲，这种经历加深了他对国情的了解，促使他去思考一些现实问题，如何跨越东西南北如此巨大的差异来实现发展。如今，身为总书记的他仍然面临着解决差异的问题。所以说，从北京到农村，从农村到城里上大学，再从北京返回到县里，再从特区到宁德这么一个“老、少、边、岛、穷”的地方，必然在思想层面上给他带来深深的触动和感悟。

其次，从工作层面上看，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宁德这样贫困的地区，需要面对两个方面的考验。第一是责任担当问题，能不能沉下心来帮助这个地方谋发展。第二是水平能力问题。光有党性和责任感，缺乏智慧也不行，必须有创新能力和推动发展的能力。按部就班做事容易，创新创造很难。尤其是在体制机制上存在各种阻碍的情况下，不改革不创新，宁德怎么摆脱贫困?穿衣吃饭的问题怎么解决?这些都倒逼着他去想办法、去尝试，拿出一套自己的思想体系来。如今，他也要应对国内外各种复杂的形势，由此提出了治国理政的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这与当年也是一脉相承的。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全面从严治党、铁腕惩治腐败，“打虎拍蝇”，重塑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赢得了党心军心民心。实际上，他在宁德就提出，经济发展需要廉洁政府，廉洁政府具体到一个地方、一个部门，就是党政干部的廉政问题，这关系到改革开放的成败，绝不允许有人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谋私利。他到宁德后，经过认真调查研究，一方面明确经济发展的大思路，一方面整顿作风，确定了坚持惩治腐败、促进改革开放的方针，强力反腐。1989年1月开始，突出肃清干部违法乱纪占地建房、以权承包工程和贪污受贿，并把严肃查处干部违法乱纪占地建房确定为惩治腐败的突破口，对惩治腐败的斗争作出全面部署。与此同时，狠刹歪风，着力抓好查处吃喝、请客送礼、赌博、拖欠公款等问题，让人民群众看到地委转作风是动真格的。此外，他还强调从根本上铲除腐败现象赖以生存的温床，建立一套系统、全面的制度来制约和监督权力使用，实行了“两公开一监督”制度，建立廉政责任制。他还破天荒地提出要正确区分违法乱纪与改革开放中出现的失误，保护改革者的积极性，鼓励干部为人民事业敢为天下先;既要敢于惩治，又要善于激励，自始至终把握好政策，等等。这些提法，又与今天全面从严治党的一系列举措有异曲同工之妙。

除了高压反腐，扭转风气，还有我们前面谈到的，当年的“四下基层”工作制度与如今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呼应，都是管总的东西;讲党性与人民性关系问题与现在提出的意识形态工作要求的呼应，也是一以贯之的。他当时还兼任宁德军分区党委第一书记，对军民共建、军民融合发展也有许多重要论断。

所以，我们今天回顾习近平总书记的宁德岁月，似乎会有一种不可思议的感觉——他来到宁德这么一个偏远贫穷的地方，却孕育出超前于那个年代的思想观念，产生出了影响他未来治国理政一系列重要思想的雏形。看似偶然，但偶然中往往喻示着必然。因此，我认为，宁德就是习总书记治国理政思想的重要策源地和练兵场。

习近平总书记说过，陕北的梁家河是他的第二故乡，河北的正定让他触景生情，而福建的宁德则是他魂牵梦绕的地方。他不是随意而谈，都是真情的流露。我理解，只有那个可以完完全全身心融入的地方、让人能有充分发挥才智的地方、人物风景相亲相吸的地方，才值得在梦里相约，在回忆中流连。

习近平总书记虽然不是福建人，但他在福建工作了17年半，身体里天然地奔腾着红色革命热血;老区虽然比较贫穷，但这里也有最纯朴的革命情怀。闽东的干部群众发自内心地亲近他，真诚地支持他。他1990年1月写下《闽东之光》一文，满腔热情地说出“知我闽东、爱我闽东、建我闽东”的话语，还有他在给宁德地直机关领导干部的临别赠言中动情地说：“人虽然即将离开闽东，但我留下了一颗热爱闽东的赤诚之心，我会时常牵挂、关注闽东的工作，积极为闽东的发展进言献计。闽东的点滴变化，都会给我带来无比的喜悦和欣慰。”后来的事实证明，他言为心声，言行如一，说明他已把自己当成一个闽东人来看待。他以实际行动给闽东干部群众树立了榜样，也由此获得闽东人民的衷心爱戴。他在《摆脱贫困》一书中明确提出的“滴水穿石”精神，是闽东人民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作为闽东人将永远不辜负他的嘱托、期待，永远秉持闽东精神，继续创新发展，为建设美丽家乡、早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勇拼搏。

 采访组：连县长您好，今天能在寿宁县下党乡采访您，我们感到很荣幸。下党是习近平同志在宁德工作期间最牵挂的基层乡镇之一，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当年寿宁县和下党乡的基本情况。

连德仁：上世纪80年代，闽东是福建全省最为贫困的地区之一。寿宁县地处宁德东北部，藏于大山深处。明代通俗文学家冯梦龙曾在寿宁当过4年知县，他说寿宁是“县在翠微处，浮家是锦棚，三峰南入幕，万树北遮城，地僻人难到，山多云易生”。用老百姓的话讲，就是“车岭车上天，九岭爬九年”，可见当年寿宁山路崎岖，跋涉艰难，被人视为“畏途”。

寿宁号称有“三件宝”：“地瓜当粮草，棕衣当被倒，火笼当棉袄。”棕衣就是蓑衣，火笼就是当地人冬天烤火取暖的工具。这句话的意思是，那时候人们没什么东西吃，只吃地瓜;没有被子，就用出门遮风避雨的蓑衣当被盖;冬天没有棉衣穿，就抱着火笼、围坐在火炉边取暖，真是穷到了“衣不蔽体、食不果腹、房不遮风”的程度。按照当时的贫困线标准，年人均纯收入在200元以下的农户就叫贫困户。这样的贫困户，当时占寿宁县人口的36%。

下党是1988年建乡的，是寿宁县西部最偏远的山乡，那里是“九山半水半分田”。当时，下党是省级特定贫困乡，是宁德地区四大特困乡之一，也是全省唯一的“五无乡”，即无公路、无自来水、无电灯照明、无财政收入、无政府办公场所。全乡总人口约7500人，农林牧渔总产值只有186万元，贫困率达到70%。

那时的下党，群众生活极其艰难。没有公路，生产、生活全靠肩挑背驮;没有电灯，农户家里就用火篾(注：就是一种用毛竹制成的竹片，也有的用做篾器剩下的废料制成，燃烧时间短、亮度小)、油盏(注：即油灯)。真可谓是“朝迎山村风寒，夜伴泥瓷灯盏”。下党的老百姓有“三怕”：一怕生病，二怕挑化肥，三怕养大猪，都是因为没有路，进出尤其是挑重物运输是非常艰苦的。这里闭塞到什么程度呢?宣传队到乡里放电影《上甘岭》，放映结束，小孩子们以为真的在打仗，就蹲在地上到处找子弹壳。有的困难群众没有吃过酱油，有的连一件能穿出门的像样的衣服都没有。有的农户家里，一半人住，一半是牲畜，人畜混住在一起，卫生条件很差。

这就是当年习书记来宁德任职时，寿宁和下党的基本情况。

采访组：请您讲讲习近平同志第一次来下党的经过。

连德仁：习书记1988年6月刚一上任就来寿宁县调研，第一次到下党乡是1989年7月19日。当时我是寿宁县常务副县长，主管农业、农村工作，听说他要到下党乡调研，县里就让我参加接待。

下党从来没有接待过地委书记这么大的干部，也没有正式的办公场所，干部平时都在王氏祠堂里办公，“办公室”紧挨着牛棚，场面寒酸不说，气味都令人窒息。一下子来这么多人考察、调研，在哪里歇脚、在哪里开会?乡里找来找去，决定就在咱们现在所在的这座鸾峰桥上歇脚、开会。鸾峰桥是下党的一宝，始建于清嘉庆五年，是寿宁县木拱廊桥中最为壮观的一座，也是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可是当时这座桥没有得到很好的重视，堆的全是杂草和牛粪，非常脏。

为了迎接习书记一行，县委指派武装部长和妇联主任提早到下党组织群众来清理廊桥，洗刷了三天才洗干净。大家又把自己家的凳子、桌子、脸盘全拿来，给习书记他们歇脚、洗脸做准备。廊桥旁边有个小学校，也收拾出来准备给他们开会用。

7月19日清早6点多，习书记带着18个地直部门负责人，连同县上相关部门的负责人，一共30多人，从寿宁城关出发。9点多，车子开到平溪乡的上屏峰村。所有人下车，带上我们给准备的草帽、毛巾、木棍，顶着烈日、冒着酷暑，沿着崎岖的山间小路，步行15华里，2个多小时才到达下党乡下党村。

因为下党穷，外人很少来，那条山间小路平时走的人也很少，全都是横生的树杈和高高的杂草。当时的下党乡党委书记杨奕周就拿一把柴刀，在习书记前面开路，一边走一边砍树杈、劈野草。还有老百姓自发地跑到中途的凉亭里，给习书记送草药茶和绿豆汤。

11点多，习书记他们到达下党乡，每个人都是大汗淋漓。他们在鸾峰桥这儿简单洗了洗，就开始开会，进行现场办公。听取乡党委和政府的工作汇报后，习书记作了讲话，对下党乡的发展进行具体指导，并决定率先解决通乡公路、水电照明和办公场所这三大问题。

开完会，习书记一行就在鸾峰桥上用餐。虽然下党条件不好，但老百姓都竭尽所能地拿出饭菜来招待这位远道而来的“地府”，泥鳅、田螺、糯米糍等都是土菜，但代表着下党群众的一份盛情。习书记他们就在高高低低、长长短短的桌凳前，端起老百姓精心准备的乡村小菜，香喷喷地吃了起来。午饭后，习书记等稍作休息，就进村入户，访贫问苦。下午3点多，他们又途经溪后、大坵下、下屏峰几个自然村，步行20多华里到达溪源村，晚上8点多才回到寿宁县城，整整一天，往返一共14个小时。许多同志的脚底、脚趾都磨出了血泡。

采访组：第一次下党之行给习近平同志留下了什么印象?那一次他在下党讲了些什么?

连德仁：下党乡群众的淳朴、热情、坚韧和对摆脱贫困的渴望，给习书记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当时很感慨地说：“下党这个地方，我来了一次，一辈子都忘不了。下党不摆脱贫困，我们就愧对乡亲父老。”

他在现场办公会上，对寿宁和下党的干部说：“我到寿宁来了几次，感到这里并不是那么令人生畏的地方，反而觉得这里青山如黛，绿水长流，是大好河山，有广阔的开发领域。寿宁民俗上有山区的狭隘性、落后性、好讼性。民风上却热情好客，很欢迎外来干部，而且又有革命老区人民的可贵品质。所以我感到，寿宁的气候虽然是冷的，但人情是暖的。这就是寿宁的特色。”

他还说：“寿宁的经济发展比较慢，但这不能说主观努力不够，更不是干部群众不努力，而是受客观条件的制约。闽东是交通断层，国家投入少，寿宁获得的投入更少，这就导致这里发展滞后、经济落后，文化教育上不去，人才留不住;投入少，产出就少，财政就拮据。寿宁虽然经济实力排在后面，但是寿宁干部的精神状态是好的，给我的印象是深刻的。”当然，他也对干部提出了要求。习书记说：“我知道冯梦龙在寿宁当过知县，写了一本《寿宁待志》，还留下了很多美名。当年一个封建朝代的官员都能跋涉半年来到这里，我们共产党的干部更要勇于担当，挑战困难。”

习书记这一番话，讲得入情入理，听了让人如沐春风。很多干部都说，没想到习书记这么理解我们、鼓励我们，让我们对改变寿宁面貌的信心决心更强了。

采访组：我们了解到，习近平同志当年第一次来下党之后，并没有马上回到宁德，而是在寿宁县城召开了一个现场办公会。请您讲讲那次会议的主要情况。

连德仁：习书记7月19日来下党调研后，确实没有马上回到地委，也不像有的地方领导，调研时承诺一个样，回去执行又是另外一个样。他抓落实要求立竿见影。

第二天一大早，也就是1989年7月20日，习书记在寿宁县政府会议室召集开会，和他同行的18个地直部门的干部与县直对应的18个单位的干部面对而坐，就寿宁县、下党乡的建设工作现场研究、现场拍板。习书记说：“这次大家和我一起到下党乡实地调研，相信都很受教育。以后各个部门都要到贫困地方去调查研究，帮助解决实际困难。任何原因、种种情况，都不能成为不下乡的理由。”习书记要求地、县相关部门负责人对下党乡的发展建设要优先考虑，并在政策上予以倾斜，在资金上给予大力支持，解决群众困难。他让每个部门的负责人或者代表表态，你拿多少钱，他拿多少钱，现场就定下来。最后决定支持下党乡建设资金72万元，主要用于水电照明和公路建设，以尽快解决生产生活用电和交通问题。有个部门领导说了句很形象的话：“习书记啊，我们把口袋里的毛都拔拉出来啦!”意思是已经尽全力支持下党建设了。大家哈哈大笑，深表同感。

采访组：请您再讲讲习近平同志第二次到下党的情况。

连德仁：习书记第二次到下党是1989年7月26日，他陪同时任福建省长王兆国同志到下党乡视察灾情、慰问灾民。7月21日晚，下党乡发生百年不遇的暴雨洪灾。下屏峰村30多座民房被毁，土墙坍塌，5位村民遇难，受灾群众62户，332人。王兆国省长和习书记一行冒着大雨、蹚着大水赶到受灾现场，视察灾情，部署抗灾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看到村民们灾后的损失和难受的情况，他一一进行了慰问，并从宁德地区的财政经费里拿出钱来，给受灾最重的32户村民每户发放了1500元救灾款。这在当时是什么概念呢?那时我每个月的工资只有41元钱。他一下子给每个受灾户拨了1500元。同时，他还单独拿出15万元资金，用于公路、防洪堤坝的修复和学校修缮，以解燃眉之急。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第三次来下党是时隔7年以后，当时他已任福建省委副书记了。请您讲讲他那次来的经过。

连德仁：习书记第三次来下党是1996年8月7日。当时他是省委副书记，距离上一次来下党已经7年时间，离开宁德工作也已经6年时间，但他对下党的感情更浓了。他一到下党，就开门见山地说：“整整7年之后的今天，我又到了下党。7年来，我一直牵挂着下党。”

他带领省交通厅、财政厅、老区办和扶贫办等部门负责人一起察看了下屏峰村的灾后重建点。当时由于资金短缺，下屏峰村水尾的石拱桥只建了石拱，桥面并没有铺平，只用施工搭设的木板桥作为临时通道，不太安全。习书记一行就从这条临时通道走到河对岸，沿河视察水毁后修缮起来的防洪堤工程。村委会干部请他到村委办公楼里歇息喝茶，他谢绝了，直接到群众家里慰问，所到之处不时和乡亲们打招呼、握手致意，了解群众的生产生活情况。老百姓知道习书记对下屏峰灾后重建特别关心，非常感激。习书记离开下屏峰时，村民们都自发燃放鞭炮欢送习书记。

回到下党乡党委办公地，他又听取了乡党委和政府的工作汇报，为乡里修桥、铺路、发展生产拨了100万元人民币。他说，这100万交给你们乡里分配，原则就是按照现实困难情况，实事求是，把资金用在刀刃上。当时，乡政府交给习书记一个报告，是关于下党经杨溪头村与浙江庆元县对接的公路立项的事情。这是一条省际公路，如果能够尽早立项并修通，对下党的经济发展将起到巨大推动作用。习书记看后，当时就把报告签了，直接交给一起来调研的省交通厅长。1998年，这条省际公路就建成通车了。

采访组：那时的下党应该已经发生很大变化了，习近平同志对此有什么评价?

连德仁：习书记第三次来下党虽然时隔7年，但他并没有中断和下党的联系。当年那个拿着柴刀给他开路的乡党委书记杨奕周经常去找他，跟他讲下党的情况，他也真诚地把老杨看作自己的农民朋友。习书记说：“7年前来下党的那段历史，历历在目，记忆犹新。我们好几次在宁德开会时讲到下党，讲到宁德地区一些贫困地区的标志时，都将这里的一些情况，作为一个典型来介绍，大家感觉很受教育。在各自岗位上工作的领导干部不要忘记，这一方土地上还有很多父老乡亲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现在来下党已经不需要跋山涉水了，坐着车一阵风就到了。过去的特困户，现在有的脱贫，有的奔小康，人民生活水平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他当时还对宁德的扶贫工作提了几点希望：一是在更新观念、提高素质上要有一个新的飞跃;二是拓展思路，把路子摸得更清楚一点;三是要把脚步迈得更扎实;四是继续发扬老区革命精神和新建区、特困区的拼搏精神;五是各级干部要更加关心特困区，对这些地方多一点理解、关心、支持和照顾。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一直非常重视扶贫工作，在宁德期间一直把帮助广大群众摆脱贫困作为头等大事紧抓不放。您当时作为分管农业农村工作的副县长，对他这种理念有什么感受?

连德仁：习书记对我们寿宁脱贫致富的关心不仅体现在对下党的牵挂上。实际上，他前后一共9次来寿宁县实地考察，从不同角度了解寿宁经济发展情况，有针对性地提出脱贫致富的方向和举措。

1988年8月2日，习书记刚到宁德工作不久，就在陈增光专员陪同下走了闽东9个县市，寿宁县是第七站。习书记走访了麻竹坪水库和竹管垅乡、清源乡、芹洋乡的部分贫困村，察看了县茶叶精制厂、植绒厂、光仪厂、线毯厂等10个企业。同年11月3日，习书记陪同省委书记陈光毅到寿宁检查指导工作，到武曲乡和竹管垅乡的桥仔头自然村了解脱贫致富情况。可以说，寿宁大部分乡(镇)、企业和学校都留下了他深深的足迹。作风深入，一竿见底，踏石留痕，是习书记的风格体现。在武曲乡，他听取乡政府汇报;在南阳镇山坑村，他倾听村干部们的呼声;在三祥新材公司，他了解企业转型发展的思路;在鳌阳小学，他与教师座谈了解实际困难;在竹管垅桥仔头，他进村入户，了解农民脱贫致富奔小康的瓶颈;等等。为了改变寿宁面貌，习书记提出修公路、建电站、筑堤坝、建学校、解决办公场所等一系列帮扶举措，为寿宁人民摆脱贫困注入致富的源泉和前进的动力。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在闽东期间就扶贫工作提出不少很有创见的理念，比如“弱鸟先飞”“滴水穿石”等等。从他对寿宁县的具体指导看，您认为都有哪些鲜明的理念和具体的举措?

连德仁：习书记在宁德工作期间，紧紧围绕闽东地区如何脱贫致富、加快发展这一主题，提出了“弱鸟先飞”“滴水穿石”“四下基层”等许多创新理念、观点和方法，深刻回答了推进闽东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寿宁是农业县、山区县、贫困县，习书记要求县里要因地制宜发展经济。关于农业，他说粮食生产是根本，发展什么都要把搞好农业、种好粮食作为大前提;他还提出要走一条发展大农业的路子，就是要山水田林牧副渔全面发展，朝着多功能、开放式、综合性方向发展立体农业，要面向市场，追求农业生产的商品率，用农业商品观念代替原先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观念。

关于工业，他指出寿宁办的企业劳动密集型的多，高精尖的产品比较少。要把工业办好，就要走向全省和国际市场，做别人没有的或比别人好的产品。他知道寿宁茶叶生产是支柱产业，强调要搞精品茶叶，生产、加工、包装都要上一个台阶。有一次他到南阳镇森鑫玩具厂考察，当他了解到一个小小的工厂年产值就有6000多万、产品销往东南亚各国时，非常高兴，还连连表示这样的企业品牌要树起来，政府部门也要做好服务工作。

他强调摆脱贫困首先要思想解放，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我们宁德素来是“老、少、边、岛、穷”，安贫乐道、“等靠要”心理比较严重。但习书记当时商品意识和竞争意识非常强，这有可能与他在厦门这样的沿海开放城市工作经历有关。他鲜明提出扶贫先扶志，要从思想上淡化“贫困意识”，不要言必称贫。他说：“把脑袋瓜的问题解决了，才能一步一个脚印地干出来。”

习书记到闽东工作时，我们县的扶贫工作已经开展了3年，但各项工作才刚刚起步。他说扶贫工作要升层次、上水平。“虽然扶贫规划的时间是有限的，但扶贫这项事业是长期的，不是说3年时间到了就宣告结束了，不是低水平脱贫就可以说明问题。”

习书记十分重视典型引路。他抓扶贫，就抓下党。他在全地区干部会上多次讲下党这个典型，他说下党搞好了，对全地区的脱贫有指导意义。

他对各级干部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要主要抓“做”功，而不是“唱”功。要以一村一户为对象，身子扎下去想路子、解决问题;要有比较明确的脱贫手段，比如推广“一村一品”;要一个项目一个项目地跟进，才能实打实地上一个新的台阶。“不能希望一口就吃成一个大胖子，不能急功近利，搞短期行为。”习书记这些话，我至今记忆犹新，恍如昨日。实践证明，把脱贫作为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一任接着一任干，“功成不必在我”是完全正确的。今天的“精准扶贫”“全面小康”和当年的“摆脱贫困”，是一脉相承的，当然既是量的变化，更是质的提高。

习书记还讲，要把脱贫与农村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结合起来。他举了寿宁农村人畜混居的例子，他说：“人跟牲畜住在一个屋檐下，这屋内卫生状况解决不了，怎么能够健康起来。”他在这个问题上的考虑，体现了他虑事周详、思考深刻的品质。

采访组：那么习近平同志当时给您留下了哪些深刻的印象?

连德仁：我还记得第一次见到习书记时，感觉这个大干部真年轻啊!三十出头的样子，很有内涵，又非常平易近人。由于他每次来我都陪他，一来二去的就熟悉了，他见到我就“老连”“老连”的叫我，很亲切。而且从他讲话也能看出来，他不像有的读书人讲话那样文绉绉的，而是非常接地气，说的都是老百姓能听懂的话。

我认为，当时闽东地区的落后面貌和群众脱贫致富的期盼，激发了习书记强烈的为民情怀。他一而再、再而三，跋山涉水，三进下党，下党成为他最为牵挂的地方。在他的推动下，现场办公下基层、调查研究下基层、信访接待下基层、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下基层这个“四下基层”制度在闽东蔚成风气，直到现在仍在延续。

他在基层调研，总是走在最前面，到老百姓家里看望慰问，也从不讲究。有的老百姓衣衫褴褛，手也不怎么干净，可他从不在意，进门就过去跟他们打招呼，握着他们的手进行交谈。有时候进了农户家里，就直接掀开锅盖看看老百姓吃的什么，对生活用度问长问短。老百姓都说习书记是打心眼里关心我们。

采访组：您后来跟习近平同志还有联系吗?

连德仁：我与习书记个人交往不多，有一点是我至今不能忘怀的。我个人的业余爱好是写作，1990年时，我把自己担任副县长十年期间撰写的文章结集成册，出了一本38.5万字的书，叫《从政文稿》。当时是以内部书号印的，只印了3000册，我送了习书记一本。后来有一次他来寿宁调研，我到寿宁宾馆去向他汇报工作。他一见我来了，就说：“老连，你的《从政文稿》我看了，不错!你要写上5本书。”习书记的鼓励对我是巨大的鼓舞和鞭策，现在我已经写出4本了，也先后给他寄过，我还要加把劲再写一本，继续发挥余热。

1992年9月，他把《摆脱贫困》一书送到我手中，并亲自写下“德仁同志阅存，习近平”9个大字。2002年4月25日，我陪同时任福建省省长的习书记在清源乡调研时留下我们之间唯一的一张合影，我把这张照片印在《三农絮语》一书中，作为永久的纪念。

现在距离习书记主政闽东已经过去30年了，他在闽东大地、寿宁大地上践行骨肉相连的群众路线，留下了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留下了清正廉明的公仆形象，留下了亲民爱民的执政理念，留下了踏石留印的务实精神。如今，寿宁县、下党乡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山头绿了，生态环境明显改善了;电灯亮了，广大农村实现用电全覆盖;道路通了，下党通了柏油路，寿宁通了高速公路;衣食足了，温饱问题解决了;楼房高了，寿宁新城高楼林立;实力强了，县级财政收入是当年的100倍，2015年寿宁还荣获“全省县域经济发展十佳县”;市场繁荣了，商品琳琅满目，物价相对稳定;教育发展了，2014年高考上本科线997人，2位学子被北大录取;看病方便了，老百姓的健康指数进一步提高。那个昔日近七成百姓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下党乡，2016年实现工农业总产值2.4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305元，总人口贫困率下降为2%。

我想，寿宁和下党脱贫致富的显著成效，就是我们寿宁人民、下党乡群众对总书记这些年来殷殷牵挂的最好回报。

采访组：王总编您好！习近平同志在宁德时一手主持了《闽东日报》的复刊工作，您作为当事人，请谈谈当时的情况。

王绍据：《闽东日报》创刊于1952年4月，前身叫《新农村报》，1958年7月改版为《闽东日报》，曾被评为全国三家先进地方报纸之一，《人民日报》1960年6月12日曾刊发《闽东日报》代表介绍经验的文章。1961年，因经济困难，《闽东日报》又改为《闽东报》，隔日出刊，后改为周三报。1969年在“文革”时期停刊，一停就是20年。

1988年，习书记来到宁德之后，感觉这里交通不便、信息不畅、基础不好，指导基层开展工作有困难。这种情况下，他提出由地委宣传部研究恢复《闽东日报》。我觉得他应该是受到原省委书记项南同志影响，项南书记有一句名言：“不懂得利用报纸做工作的领导是手工业式的领导。”就是说，没有新闻舆论就不利于开展工作。所以习书记下决心一定要把这个报纸办起来。可是《闽东日报》要复刊，人、钱、物什么都没有，怎么办？习书记就一个问题一个问题来解决。

第一件事就是物色合适人选。当时有两种方案：或者请《福建日报》的记者、编辑来帮助复刊，或者高薪到外面请人来办。后来，这两种方案都没有成功。一是《福建日报》的记者本来就有很多事情，这边复刊工作量很大，两头兼顾不下来；二是当时财政非常困难，捉襟见肘，一些地方干部的工资都发不出来，何谈高薪请外援。最后决定就地取材，在宁德本地寻找办报人才。我当时在福鼎县当县委办公室副主任兼新闻科长、广电局长，主要负责新闻方面的工作，算是有一点经验。于是，这项光荣的任务就落到了我头上。

其实，当时我对他们物色人选的事一无所知。我清楚地记得，那是1989年8月26日，习书记的秘书打来电话说：“老王啊，我们习书记有事情找你，你明天到他办公室来一趟。”我当时听了，心里忐忑不安，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8月27日早上7点钟，我就动身出发，从福鼎到宁德走了4个小时，到了地委大院，我热得气都喘不上来。习书记在办公室里，一看到我来了，马上走出来，亲切地和我握手，说：“绍据同志，你辛苦了！”他看到我满身是汗，赶紧从橱子里拿出一条崭新的毛巾给我擦汗，还端了一杯茶过来，让我先歇一歇。我本来觉得很拘束，但见他这么亲切，感觉距离一下就拉近了。

习书记让我坐在沙发上，和我谈了起来。他说：“这次我们研究准备办一张报纸，想请你来负责复刊的具体工作，尽快把《闽东日报》重新办起来。你有什么困难，都可以跟我说。”听他讲完，我吓了一大跳，一时没反应过来，脱口就跟他讲了三句大实话。我说：“习书记，我一没有文凭，小时候家里穷，13岁就辍学了；二没有办过报纸，毫无这方面经验；第三，现在宁德地区财政这么困难，要办一份报纸谈何容易啊！”他听了以后，稍微思考了一下，针对我说的三点困难一一给我吃定心丸。他说：“文凭不是问题，关键是有敢于担当的责任心。我看到你1984年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读者来信，当时你敢于揭露宁德贫困状况，为广大群众疾呼，引起广泛讨论。就冲这一点，就说明你对闽东有感情，对党的事业有担当，我相信你。关于经验问题，你毕竟在基层写过新闻稿，在复刊工作中还可以边实践边学习，不断积累经验。经济上，现在我们财政确实非常困难，但地委决定从‘牙缝’里挤出10万块钱给你作为‘起家本’，相关人员由你组织，用两个月时间把报纸拿出来。”

就这样，习书记和我谈了20多分钟。我完全没想到，我与习书记素未谋面，第一次见面，他就对我如此信任，又如此坦诚，打消了我所有的顾虑。我下定决心不辜负他的期望，把《闽东日报》重新办起来。8月28日我回到县里移交工作，第二天就到宁德上班了。

采访组：《闽东日报》复刊期间，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习近平同志当时是怎样帮助解决的？

王绍据：那个时候报纸复刊就是一切从零开始，一无所有，先在军分区一个小阁楼里租了两个房间，开始“招兵买马”。考虑到从事新闻工作要有一定的学识和素养，我们就先从教师里招人，这样上手比较快，也能保证办报质量。

时间一长，又面临一个新问题：军分区的房子很贵，两间房的房租一个月要600多块钱，那个时候是不得了的。租了半年多以后，我实在是觉得负担太重，就找到习书记说：“书记，我们就这10万块钱，想方设法省着花。可光房租这一项就要用掉好多钱，我是真心疼啊！”他听了之后，告诉我他心中有数，他来解决。后来，在习书记的协调下，我们的房租就全部免掉了。少了这一项负担，我们更加心无旁骛地做着复刊工作。两个月时间，我瘦了20斤，但能跟着习书记做这项有意义的事业，我感到很值得。

终于，1989年11月1日，《闽东日报》复刊了。那个时候不叫《闽东日报》，叫《闽东报》，因为是一周一期，后来变成一周三期，直到1993年才变成日报。习书记亲自为《闽东报》撰写了热情洋溢的复刊词《坚定方向弘扬正气振兴闽东》。他写道：“期望《闽东报》重展当年雄姿，紧扣时代脉搏，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建设社会主义新闽东的宏伟大业中奏出时代的强音。”他亲自拟定了办报宗旨和编辑方针，提出要大力宣传本地区各条战线的新成就、新人物、新典型、新经验，探讨新问题。还要帮助广大干部群众了解信息、拓宽思路、增长才干，促进闽东经济振兴，推动社会主义各项事业向前发展。

采访组：在《闽东日报》复刊过程中，习近平同志就办刊等问题和您聊过哪些想法？

王绍据：我们当时住得很近，他在地委宿舍，我在军分区，他平时经常到军分区散步，晚上有时候就到我这里来找我闲聊。他经常和我讲一些办刊的想法。讲得最多的有这样三条：一是新闻工作要把握时代脉搏，既要结合当前形势传达好、宣传好、贯彻好中央的各项方针政策，又要着眼闽东实际，为振兴闽东服务；二是报纸要形成一面旗帜，成为地委的喉舌，发挥正确的舆论导向作用；三是报纸内容要接地气，要反映群众真实的心声和呼声。他很推崇毛主席讲过的一句话：“一个报纸既已办起来，就要当做一件事办，一定要把它办好。这不单是办的人的责任，也是看的人的责任。”可见，他对办好《闽东日报》、对做好闽东的新闻工作有很深入的研究，也有深刻的思考。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调离宁德后，对《闽东日报》还一直关注吗？

王绍据：1990年6月，习书记就调到福州去了，但他一直关心着《闽东日报》的发展。《闽东日报》复刊10周年的时候，他写了一个题词“为振兴闽东服务”，15周年的时候，他在浙江省委书记任上，又专门发来了一封贺信。1996年，报社从军分区搬出去，在法院旧址上盖新大楼，8月10日举行奠基仪式。当时习书记已经是福建省委副书记，但他是我们的老书记，又是推动《闽东日报》复刊的决策人，我们还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给他发了请帖。本以为他公务繁忙，脱不开身，可没想到当天他专程赶到这里，就为了出席仅有10分钟时间的奠基仪式。这对我们闽东报人是一种莫大的支持和鼓舞。

还是2000年，我带队走访全省特困乡洪口乡，考察了这个曾是全省最困难乡镇的脱贫历程，写了一篇7000多字的《走近洪口特困乡》长篇通讯，发表在《闽东日报》上。没想到习书记注意到了这篇通讯，还一口气作了100多字的批示，大意是：看到这个特困乡有这么大的变化，他感到非常喜悦；但是这个变化还是阶段性的，我们的扶贫工作还需要继续努力，希望全省各地都要继续努力。他离开闽东，仍然牵挂着闽东，也一直关心着《闽东日报》的发展，还特别乐于看到《闽东日报》在闽东脱贫致富路上发挥应有的作用，我想这也是他当初推动报纸复刊时的初衷吧。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一直牵挂着宁德的扶贫状况。您作为新闻工作者，当年有没有和他一起下乡调研的经历？能给我们讲一些具体的事例吗？

王绍据：1998年、1999年，习书记担任省委副书记兼省农村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我跟他下乡的机会比较多，每次到宁德都是我陪他去调研。他的调研工作非常深入，而且非常务实，尤其关心贫困群众和弱势群体的生产生活，解决连家船民上岸和茅草房搬迁问题就是典型例子。

连家船民是福建最危困的一个群体，广泛分布在沿海地区，主要在闽东，大概有13000多人。他们一生都在海里面漂泊，一家人挤在一条船里面，船就是房子，就是所有家当。连家船民过去被人歧视，叫作“曲蹄”，因为他们世世代代蜗居在船里，脚都是弯的。船上的漂泊生活非常危险，遇到狂风暴雨，船一翻，一家人的性命都没了。所以习书记下定决心解决连家船民上岸问题，给他们在岸上建了房子。

上岸问题解决之后，他并没有认为这件事就结束了，又去找那些连家船民搞回访，我跟他一起去过。结果，我们发现不少人上岸之后又回到了船里。这引起了他的重视，房子都建了，为什么他们不愿意住在里面？带着这份疑问，他坚持打破砂锅问到底。1998年夏秋之交，我陪他到霞浦县盐田乡，走进船舱，和船民面对面交谈。习书记个子很高，而连家船的船舱很矮小，他几乎就是趴着进到船舱里的。我们找到船老大，问他：“岸上已经给你们建了很好的砖瓦房，你们为什么不上来？”船老大见到习书记，很吃惊，没想到这么大的领导会跑到船上来找他。他很感动地说：“想不到你这个大官会来到小船里，我就给你们说真话。我们这些人一辈子靠海为生，上岸后只有一个房子，有什么用？我们吃什么？哪有钱买菜、哪有钱买衣服？”习书记听后，回到机关就召开会议进行研究，后来又回到连家船聚集较多的福安县开了一个现场会。他说：“解决连家船问题，根本的是解决船民上岸、定居、乐业一整套问题，不仅有房可住，还要有业可就。”他还提出很多具体务实的意见，比如给连家船民建的房子不能建高层，照顾他们的居住习惯；要让他们能够养鸡养猪，能靠养殖业解决生计问题，等等。这个现场会开完以后，他立即要求做好相应的实施和推广工作，连家船民上岸问题从此得到彻底解决，人上岸了，心也上岸了。

另外，我感到习书记对宁德文化建设也非常重视，把闽东的锦绣河山和灿烂的文化传统比作“闽东之光”。我们闽东的确有很多特色文化，尤其是畲族文化。畲族没有文字，但有独立的语言，他们的歌叫作畲歌，在一些饮食服装方面很有特色。当时习书记对这些内容都很感兴趣，还多次开会强调要多从文化角度找到闽东的闪光点，做到知我闽东、爱我闽东。他还就怎样传承畲族文化、保护畲族文化提了很多意见，鼓励闽东搞旅游开发。这在当时来讲，都是很超前的观念。

采访组：当时您陪着下去调研，习近平同志一般都和群众聊些什么？问些什么问题？

王绍据：习书记很接地气，问的都是实实在在的话、群众听得懂的话，比如说家里有几口人，今年收入多少钱，收入靠什么，每样能卖多少钱，等等。而且他不是随口问问就算了，了解之后还会认真计算一下。比如说养猪收入多少钱、卖茶收入多少钱、种蔬菜等经济作物多少钱，把这些零散的加起来，和之前地方政府汇报时讲的数字作比对，就知道那些数字是否有水分。比如稻谷，亩产1000斤就不得了了，平常也就是七八百斤，如果有的地方报1500斤，他就知道肯定是虚报了。习书记在陕北当过七年知青，对农活很在行，在这上面搞猫腻骗不了他。他和群众聊天都问真情实况，基层干部不敢给他讲假话。他的务实，正体现于此。

采访组：2016年2月19日，您在赤溪村与习近平同志进行了视频连线。您认为当时为什么选择赤溪村这样一个地点？

王绍据：赤溪村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可以说就是中国扶贫的一个缩影。1984年，我在福鼎县委报道组组长任上，也算是基层一个普通的通讯员，有一次到赤溪村调研，震惊于当地的贫穷落后，那真是“祖祖辈辈吃番薯度日，买不起鞋子光脚板”的辛酸景象。我写了一个情况调查《穷山村希望实行特殊政策治穷致富》，寄到《人民日报》，没想到《人民日报》6月24日在第1版上以读者来信形式刊发出来，当时乔石同志作了批示。批示传真件很快传到福建省委，又传真到我们福鼎县委，1984年6月下旬，赤溪村扶贫工作就正式开始了。这是我们党最早有领导有组织地开展扶贫工作的村，所以叫作“扶贫第一村”。30多年间，赤溪村经历了“输血”“换血”“造血”三个扶贫历程。输血扶贫就是缺什么给什么，缺钱给钱、缺粮食给粮食。换血扶贫就是实施搬迁，因为当地陆地条件太差，作物很难种植，既然一方水土难养一方人，就搬到条件好的地方去。最后是造血扶贫，如果不能发挥人民群众的内生动力，扶贫最终是扶不起来的。赤溪村因地制宜精准发力，激发群众的脱贫意识，敢于同贫困作斗争，现在依靠开发旅游资源和村民自主创业，赤溪村已经实现了脱贫致富，成为中国许多贫困山村脱贫致富的一个典型。

2014年是《人民日报》刊登赤溪村贫困状况30周年，《闽东日报》刊登了整版“中国扶贫第一村的嬗变”，由福建省委办公厅摘其要报送到国家民委，国家民委把相关内容做成简报，呈送给习近平总书记。他看了赤溪村的变化，作了200多字的批示。 2016年2月1日，《人民日报》头版刊发文章《脱贫路上的赤溪村》，第10版整版刊发了长篇通讯《“中国扶贫第一村”脱贫记》，这两篇文章中都提到了我。据说总书记在十分繁忙的情况下把这两篇稿件都看了。我想，习书记选择在赤溪村视频通话，代表了他对宁德这片土地的深深眷恋，也代表了他对宁德人民的深深惦念。而他选择与我视频连线，可能也是看了这两篇新闻稿的缘故。

采访组：请您给我们讲讲当时视频连线的具体情况。

王绍据：当时我完全没想到自己能和总书记视频连线。2016年2月，《人民日报》两篇报道刊发不久，市委宣传部长给我挂电话说：“你最近不要离开宁德，北京有客人可能要找你。”我没想太多，就说可以。到了2月17日，《人民日报》福建分社的社长给我打电话，说：“下午会有车来接你，咱们一起去一个地方。”我问去哪里，他说：“现在你不要问，你就跟我来。”下午见了面，坐上车，他才告诉我去赤溪村，一路上也没再解释什么。

2月18日下午，人民网总裁和我们连线，他说：“请大家明天一定要精神饱满，总书记要和你们视频连线！”我当时听了感到非常震撼，总书记要跟我们对话！那我要怎么说呢？我觉得，习书记在宁德和我们是很亲近的，无论如何都要带着真感情和他对话。

2月19日，视频连线开始，先由赤溪村党支部书记向习近平总书记汇报1分钟，总书记再和他进行对话后，就轮到我了。看到总书记就像站在我们面前一样，我一下子就激动了，铆足了一股劲，大声地说：“总书记，新年好！请允许我代表乡亲们给你拜个年！回想你在宁德工作的日日夜夜，我们都历历在目，记忆犹新，我们大伙都非常想念你呀！赤溪村脱贫致富有如此变化的今天，印证了你在批示中的16个字：‘艰苦奋斗、顽强拼搏、滴水穿石、久久为功’。”其实心里还有很多话想对他说，但时间所限，我最后讲了一句话：“总书记，乡亲们热切盼望你回宁德走走，到赤溪村看看！”这一讲，一下子就把总书记的感情牵动了起来，他深情地讲道：“绍据啊，看到你我感到很高兴。一听说你已经退休了，我很感慨，当年我们一起下乡的时候你还是个小伙子。当年，我们的下乡调研还是比较深入的，所以现在我特别注重倡导在地方工作的同志能够深入基层，新闻战线的同志也要多接地气，这样才能了解真实情况。你几十年前报道赤溪村的情况就很有新闻价值。赤溪村脱贫致富的历程就是全国扶贫工作的历程，要很好地总结。绍据，你是当地的‘活地图’‘活字典’，要很好地帮助大家总结扶贫经验，提供一些实际情况，为下一步全国全面摆脱贫困、建成小康社会发挥余热。最后，也祝你们新春愉快，生活幸福、事业兴旺！”原本计划4分多钟的视频连线，总书记跟我讲话就讲了3分20秒。听着总书记的亲切话语，望着他充满喜悦的神情，我一直热泪盈眶。

采访组：那一次视频连线对赤溪村、对您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王绍据：当天下午，很多朋友甚至在国外的朋友都给我打电话表示祝贺，打得我手机一直发烫。回家后我也不敢随意出去，很多陌生人看到我都高兴地和我打招呼说，“你真厉害啊，能跟总书记视频连线”。直到4个多月过去了，我在街上走，还有出租车司机在我旁边停下来，说：“我认得你，你是和总书记视频的那个人！”说着，还让我免费坐他的车。我知道我是沾了总书记的光，这代表着大家对总书记的尊敬和爱戴。

这次视频连线对赤溪村的影响就更大了，总书记相当于为赤溪村做了一次广告。第二天就有很多人慕名而来，想帮助赤溪村尽快致富。我举一个例子。视频播出以后，厦门有一个人专程自驾来到赤溪村，看到村里很多女同志包着头巾，他问是什么原因，女同志就说是患了偏头痛，到处都治不好。他就拿出家里祖传的秘方免费为她们治疗。他后来连续来了8次，带着自己熬的药，把村里的人都治好了。村民们做了面锦旗送给他表示感谢，他说：“这要感谢总书记呀，没有总书记的视频，我也不会知道赤溪村，更不会来到赤溪村。”

采访组：作为曾经和习近平同志一同工作过的新闻人，您还有什么切身感触吗？

王绍据：总的来说，在我与习书记有限的相处中，有一个很深刻的体会，就是在习书记身上，无时无刻不体现着一种务实精神。具体体现为五个“实”：一是为人朴实，他从厦门到宁德来当地委书记，可以说是一方主官，但他从不摆阔气，办公、开会的地方都原封不动，住也是在地委提供的旧宿舍里。他穿的衣服非常朴实，我看穿得最多的就是三件：夹克衫、中山装，冬天还有一件羽绒服。二是待人诚实，就是非常平易近人，没有官架子，经常主动跟别人打招呼，和什么人都能聊上几句。三是讲话真实，他怎么想就怎么说，不会拐弯抹角，正确的事情就支持，错误的就反对，不做“好好先生”。四是工作踏实，从来都是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地干，不讲虚的，也不好高骛远。就我们闽东扶贫来讲，他一直坚持“弱鸟先飞”“滴水穿石”，这是他治理闽东的名言，也是科学的发展理念，是他经过仔细调研、总结经验后针对闽东实际情况提出来的。五是领导务实，他在宁德不论是扶贫、创收还是开展文化活动、发展经济，都是贴近宁德实际、贴近老百姓生活去做的，而不是急于烧“三把火”，或是搞什么“大干快上”。

我在新闻宣传口工作了一辈子，从农村出身的农民通讯员到小县城里的一个专职新闻干部，成长为一个地方党报的总编辑，我感谢习书记的信任和重托，感谢他对我一片赤诚的肯定与鼓励。正是他在闽东期间所体现出来的对闽东振兴的殷殷期盼，鼓舞着我在新闻战线上不断做着鼓与呼的工作。他对闽东方方面面工作投入的大量心血、为宁德建设勾画的长远蓝图，我都努力通过新闻宣传的手段传递出去，让更多的人了解闽东、了解习书记的施政方略。他30年不曾更改的对闽东的厚望，是我们进一步扎扎实实做好工作的动力。我会按照他的嘱托，做更多为闽东发展发挥余热的事情。

 采访组：邢台长您好！我们来福建之前，就听说习近平同志当年在宁德工作期间，和您接触比较多。您还记得第一次见到他是什么印象吗？

邢常葆：我是从1983年开始做电视新闻记者的。当时宁德还没有电视台，也没有报社，我在地委下属的电视宣传中心站工作，相当于福建省电视台宁德记者站，工作地点就在地委办公楼里。当时整个宁德，做电视这一块只有我一个人，9个县也只有我这里有一台设备，我自己拍、自己编、自己剪、自己配稿，定期给省台送过去。

习书记1988年6月到宁德上任，一来就直接下乡搞调研去了。我第一次见到他是一个多月之后，他到市直机关各单位走访，和大家认识一下。那天我正在办公室里编一个叫作《太姥情》的音乐片，想把工作几年来积累的一些素材编辑成一部音乐片，借此宣传一下闽东的好山好水。他走进我的办公室和我打招呼，还看了我编的这个片子。他看完之后很高兴，对我说：“闽东的山水很漂亮，以后你们要加大宣传。”我觉得这位新来的地委书记既年轻，又亲切，没有大领导、大干部的那种距离感，很平易近人。

后来，因为我是宁德唯一的电视记者，所以他的会议活动都是我去跟访，对他在宁德期间的工作情况比较了解。又因为习书记这个人非常随和，喜欢和基层干部、和我们这些媒体记者交朋友，所以一来二去，我们就熟识起来了。

采访组：请您讲讲当时宁德的基本情况。据您了解，习近平同志对这些情况有什么评价？

邢常葆：当时宁德的经济状况是比较落后的，总体的财政收入刚刚过亿，县财政大都在两三千万左右，一些大的县，财政勉强够发工资，小的县可能会有40%到50%的缺口，像周宁县、寿宁县就更加入不敷出了。很多干部出差，过了一年半载，差旅费单据还揣在裤兜里面，就是因为单位拿不出钱来报销。很多县都如此，不是一个县两个县的事情。

再就是路程远。从宁德城关出发，没有一个县是可以两个小时到达的，最近的福安县也要两个半小时。交通状况差，没有一条柏油路，都是土路，那时候要是下去出个半天差，眉毛、头发、全身都是白灰和泥巴，恨不得到了那里就先洗个澡。

所以，习书记刚来的时候，我们宁德的干部也好、群众也好，都对他期望值很高，毕竟穷怕了，我们想靠他的资源“抄近路”尽快致富。但是，宁德这种现状，硬件软件都跟不上，连最起码的路都不通，能引进什么项目？习书记进行充分调研之后，提出要给宁德的期望值降火，要以“滴水穿石”的精神推进经济发展。他首先肯定了闽东过去取得的成就。从历史上看，叶飞同志曾在这里北上抗日打游击，闽东人民帮助做了大量工作，有一次叶飞同志遇险，也是闽东的少数民族群众把他救下来的。解放后闽东的贡献也很大，比如古田溪水电站就不是供应宁德本地，而是供应全省的。他说：“宁德具有革命老区人民的坚韧精神，让我很感动。过去闽东人不是没有做事情，也不是完全在等靠要。但闽东的现状制约着我们，一下子就做成事情是不现实的。”他教育广大干部不要有过高的期望值，要脚踏实地总结经验，查找落后原因，实打实地做好基础工作。

采访组：您提到当年习近平同志在宁德出席的各项会议活动，您都跟访，请您回忆一下他当年施政方面有哪些事情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邢常葆：我讲几个具体的事情吧。第一个就是1988年12月在霞浦开展的首次“地县领导接待群众来访日”活动。习书记来宁德不久，就了解到这个地方交通情况不好，群众要想到地委来反映情况，都要有大半天浪费在路上，事情办不办得成还难说。他就想出办法：与其群众跋山涉水上访，不如我们干部直接下访，几个干部下去，总比那么多群众上来要强一些。

那一天，习书记得了很重的感冒，一直在打喷嚏、流鼻涕，但还是毫不犹豫地出发到了霞浦。他亲自坐镇，接待群众，一个一个了解情况，问得很详细。

当时有一个小学老师，家里两代人都在边远山村里教书，已经有十几年了。他对习书记讲：“我现在得了风湿性关节炎，还有其他一些毛病，在县里住着不方便，书记能不能想办法给我一个进城指标？”习书记了解情况后，觉得老人家很不容易，而且两代人都奉献给教育事业，于是就和县里讲，这位老人的事情要想办法解决。这个事情就真的解决了。

后来，习书记提出了“四下基层”制度。各有关部门的规定动作是一年到基层去两次，能当场解决的就把问题终结在基层，不能当场解决的就带回来限时解决。他自己也以身作则亲下基层，上半年一次，下半年一次，如果上半年从山区走就从沿海回来，下半年就从沿海开始走，再从山区回来，一去好几天，带着市委行署班子成员、财政等部门负责人一起去，访真贫、查实苦。遇到一些不能当场解决的问题，他就和涉及的几个部门说好，哪天、哪个时间，几个部门凑到一起，一次性现场办公，老百姓办事简便多了。他说过：“‘硬’的我们缺少些条件，可以多讲‘软’的，比如简化手续、改善服务质量，这些方面我们就很有一篇好文章可做。”

当然，他参加的其他一些下乡活动就更多了。在他的带领下，宁德干部深入基层已经成为一种传统。

再一个就是关于林业建设。周宁县有一个造林大户，早些年率先搞多种经营，针对林木生长期较长的问题，在树林间套种魔芋、马铃薯等作物，搞长中短结合，成效显著。习书记到当地了解情况以后，非常高兴，让这个造林大户直接到地区干部大会上作经验介绍，让大家都来学学他的创新精神。一时间，“农民给干部上课”在全省都留下美名。

习书记的大胆创新之处还不仅体现在此。有一次，时任省长王兆国同志来宁德调研，习书记向他汇报关于林业发展问题。当时造林大户要想扩大规模，就要向银行贷款，但没有可以抵押的资产，政府虽然想帮助农户，但又不能干涉银行的贷款政策，十分发愁。习书记就向王兆国同志提出一个思路：“我们能不能用活立木贷款？老百姓种的这些树虽然现在还没长成，但再过二三十年，就是参天大树，价值不菲，能不能就拿这个作为资产去贷款？”他讲的这番话我记得很牢。最终这个方法到底有没有采纳，我不得而知，但我能深切感受到他那种迫切想为老百姓做点事情的心情，能深切感受到他为了闽东发展大胆开拓新路的勇气和魄力。

第三个事情，是关于建数字基站。1989年夏天，邮电部准备在福建选址建机房，最初意向是建在南平，但也到宁德进行考察。习书记听到这个消息，认为宁德经济落后，通讯不能再落后了，一定要抓住这个机遇。于是他决定找邮电部的同志好好谈一谈。当时，邮电部的同志住在邮政招待所，习书记早上早早起来，也没叫驾驶员，走路走了20多分钟才到。他到的时候，邮电部的同志还没起床，他也不急，就站在门口的操场上等。等到他们起来，洗漱完，出门一看，习书记已经等了那么久，非常感动，也非常佩服习书记的工作作风，所以在考察之初就对宁德留下很好印象。最终，经过多方努力，基站终于在宁德建成了。所以你看，我们宁德的区号是0593开头，仅排在福州、厦门之后，这也一直被我们宁德人当成一种骄傲。

还有一点，就是他对修志工作的关注。1989年8月，全地区召开地方志工作会，我去做新闻报道，他讲的很多话都令人印象深刻。他说：“你们做方志工作，很辛苦，一直兢兢业业、默默无闻地埋头文海，搞学究。但是，你们做这些事情起码还可以留下你们的芳名，是谁写的就会留下谁的名字。你们看，我的秘书、我办公室的工作人员，给我们这些领导起草报告或是讲话，最后落款写的都是我的名字，而不是他们的。从这个角度讲，你们做这件事情应该更有动力。”他还说，修志是一件“非常‘得志’的事情”，希望修志人员“刻苦学习，顽强工作，真正进入角色，钻进故纸堆，从浩瀚的档案资料中挖掘珍宝”。在他之前，从来没有哪一任领导像他这样重视地方志工作，都觉得边缘、觉得不重要，可他却发现宁德有搞地方志的传统，还主持专门工作会议并发表讲话，对这项工作作出具体指导，确实非常了不起。

习书记在干部工作上也有独到之处。他深刻认识到，闽东要发展，人才是决定因素。在他的影响下，闽东也确实出了一批优秀干部。他在位两年期间调整的县委班子成员，都称得上是历史上最精干的，工作上、作风上都很过硬。他用干部也很老到，既结合实际深思熟虑，又大胆起用新人，敢于做一些尝试。有的干部“其貌不扬”，习书记提出“放到基层去试试看”，结果一干工作，风生水起，就是他看中了这个人的潜力，通过大胆使用、强压担子，让人才迸发活力。他总说，当干部就要心正、气正，不能一想到提拔就想哪里有好肉，先啃下来再说。到目前为止，他任上提拔的干部都是兢兢业业、干干净净的，没有一个犯错误，没有一个出事情。

采访组：您多年从事新闻工作，请您谈谈习近平同志对宁德的新闻工作提出过哪些发展思路、采取了哪些举措？

邢常葆：习书记对闽东的新闻事业发展非常重视，强调新闻工作要把握时代脉搏，要认识到当前形势所赋予我们的任务、职责。他提出要在闽东办一份报纸，建一个电视台。他让我了解一下办一个电视台需要多少钱，我找了一位懂技术的领导询问，电视采、编、播加上覆盖，可能要300多万。那时候的宁德，拿出300多万来做一件事是天文数字。习书记对我说：“还是先办报纸，电视台的事你也再问问，能不能走‘捷径’，少花一点钱。”

就这样，1989年11月，《闽东报》先办起来了。其实宁德原来就有《闽东报》，“文革”以后停刊了。习书记来了之后提出恢复，召集一些有经验的同志，再从各县临时抽一些新闻报道骨干，再请《福建日报》资深的同志把关，这样就把一个报社的架子搭起来了。当时的《闽东报》是小四开，还是个小报，习书记专门写了一个复刊词，当时在宁德引起很大反响。

宁德电视台是1990年12月办起来的，当时习书记已经调任福州市委书记。但他离开宁德之前特意开会，强调宁德电视台一定要办起来。他说：“闽东一定要加强对外宣传，如果只躲在这个山沟沟里，有多好的东西别人都不知道，人家只知道我们穷，只知道我们基础设施差，那还怎么引进项目？还怎么发展经济？”当时因为经费困难，按照他提出的“走捷径”的想法，我们只花了100多万，暂时不做信号覆盖，节目做完了就送到宁德差转台，依靠福建省电视台的力量，等他们的新闻播完，再插播我们宁德的节目，每次10分钟左右。当时条件也很简陋，只有两三台设备、五六个人，每周做一两档节目，插播一次。后来才慢慢做小覆盖，再到现在，发展成为100多人的队伍，也实现了9个县区全覆盖。我还记得1998年筹建电视台大楼，2000年底习书记来宁德调研时得知我们资金缺口较大，专门批了150万给我们，帮我们解决了大问题。

习书记不仅关心新闻事业，而且懂新闻，对新闻工作者有很高的要求。他说过，新闻学作为一门科学，与政治关系很密切。但不是说新闻可以等同于政治，不是说为了政治需要可以不要它的真实性，所以既要强调新闻工作的党性，又不可忽视新闻工作自身的规律性。那时候，他喜欢和新闻记者聊时事、谈看法，地委的各项工作会议活动，他都邀请各路记者去参加。我们这里有一些老记者，有时候有抵触情绪，因为当时新闻版面有限，有些活动参加了，也不一定能报道出来，大家比较为难。习书记打消了大家的顾虑。他说：“我叫大家来开会，不是一定要你搞报道，你们可以从这些会上了解到第一手资料，有的事可能刚刚有意向，刚刚起步，这时候你们不用报道，可以关注、追踪，再过几个月，‘火候’到了，来龙去脉你们都掌握了，相信就能写出厚重的稿子来。”那时候，除了研究人事问题的常委会，其他各类会议他都破格让记者参加，尤其是经济发展方面的决策性会议，都对记者敞开大门，这在以前是不可能的。从这一点看，习书记考虑问题着眼长远，也有创新精神。记者们在他的鼓励和调动下，都很积极地在会议活动中选题，也能沉下心来写稿子，为闽东发展鼓与呼。他也从来不在记者面前摆官架子，不是说我是地委书记，你是记者，必须我要你做什么就做什么，我要你写什么就写什么。他真诚地和我们交朋友，还经常和我们讲：“你们新闻报道工作需要地委行署做什么，可以跟我说，我们全力支持！”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对闽东文化事业发展做了哪些工作？

邢常葆：习书记慧眼识珠，发现闽东文化特色非常突出，应该宣传和弘扬出来。他说，闽东具有红土地文化、畲族文化，还有很多好的民俗民风，还有山海的旅游资源，风光很美。但当时财政经费有限，他觉得要加大宣传，必须采取土洋结合的办法。他提出制作一部名叫《山海的交响》的电视音乐片，背景素材采用我和其他同志之前拍的一些风光片，比如太姥风光、鸳鸯溪风光等。音乐部分由彭丽媛老师邀请音乐家和歌唱家来作曲、演唱，这就叫“土洋结合”。当时我们自己的制作水平很有限，还要动员省台来参与制作。最后制作很成功，传播也很广泛，习书记很高兴，说这比我们自己嘴巴讲讲强多了，外界一看闽东是这样一块风水宝地，都会对这里产生兴趣。

采访组：听您这样介绍，习近平同志对宁德各项事业发展确实倾注了巨大的心血。我们也想了解一下，日常生活中他给您留下怎样的印象？

邢常葆：习书记在生活上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人。过去我们地委大院的办公条件很艰苦，干打垒的石头房一到夏天就很闷热，干部开大会只有电扇，没有空调。习书记办公室里的窗式空调，开机以后像拖拉机一样突突的响。你们现在到地委大院去看，门口那条斜坡路都是水泥路吧？那是在习书记手上才修好的，以前就是一条破土路，旁边还有条水渠，又脏又臭。他来了之后组织机关干部义务劳动，把那条水渠盖起来，这条路才拓宽，好走很多。

当时彭老师没有跟在习书记身边，他每天下班吃完饭，就跟秘书还有班子里面的一些同志一起，在隔壁的军分区操场散步，然后回来，有会议就开会，有工作就继续工作，没有工作就回宿舍。他住的地方也很简单，屈指可数几件家具，看上去空荡荡的。厨房里装了一个液化气灶，但他从来都不用，不会给自己“开小灶”，都是彭老师来时才会炒几个菜。过去宁德也没什么酒店，就一个招待所，算是还有几个像样的饭菜，其他都是街边小炒。可这些地方，我都没见他去过。

他最喜欢看书，搬家到宁德来时就带了一大堆书。我们跟他出差的时候，经常一忙就忙到中午1点多，吃完饭就2点多，下午3点接着开会。就这么一点时间他也不放过，要到街上转一转，一转就转到新华书店，偶尔买一两本书。有时候看到一本书，连北京都买不到，就特别高兴。

我刚才讲，他给我留下的第一印象是很随和，接触时间长了，才感到这个人也非常沉稳，对自己、对身边人要求非常严格。他和秘书定好下乡的时间，说几点钟就是几点钟，如果晚了他就会批评秘书。在基层调研，他都是按惯例吃食堂、交伙食费，每次由秘书和当地结账，每半个月他再和秘书集中“结算”一次。下乡的伙食标准是早上1块、中午1块5、晚上1块5，一顿午饭基本就是吃碗面条，如果菜做多了，他不吃，还会提出批评，让他们拿下去。有一次我和他去屏南县调研，回来路过虎背乡，在那里吃午饭。吃完饭，习书记的秘书照例去交伙食费，乡党委书记怎么也不肯收，我看他们来回推了好几次。临走时上车，习书记问秘书：“伙食费交了吗？”秘书说：“交了，但是他们不要。”习书记说：“那怎么行？赶快去交，还要让他开收据，不然口说无凭，有收据才证明人家真收了。”你看，他这人就是这么“较真儿”。

照这么算，习书记每月的工资是不够花的。当时他的收入只有170多块钱，这样一天4块花下来，一个月就是120块，他还要买书，还有其他开销。所以那时候彭老师也支援他。可就是这样，他也从不违背自己的原则，更不是做做样子就完了。

虽然他对自己很严格，但对宁德百姓总是一片赤诚。有一年冬天，一个畲族村发生泥石流，死了二三十个村民，经济损失也很重，我陪他一起去慰问。各项事情都安排好了，慰问礼物也都准备好了。这时候他突然发现，有个农户居然还在打赤脚，马上掏钱在村上给这个农户买了双鞋。那么多基层干部都没发现的细节，他却一眼就发现了，还立马采取行动，我相信老百姓对这样的领导干部，没有不佩服的。

还有下党乡党委书记杨奕周，我们都叫他老杨，一个彻头彻尾的老农民。可习书记跟他关系很好，后来到省里当省长还和他保持联系。那一年，老杨的孩子考大学没考上，就跑到福州习书记的家里去找他帮忙。他跟习书记说：“我小孩现在没书念了，你是省长，能不能帮我搞个名额？”习书记问清楚之后说：“高考是大事，也有严格规定，我不能一口答应你。我先了解一下具体情况，再给你答复。今天别走了，就住我家里。”其实，老杨从基层来，习书记完全可以让秘书给他安排一个宾馆，但他没有，他觉得这是私事，私事私办，公事公办。虽然他没有答应老杨的私托，但还是拿老杨当亲人看待，这说明习书记这个人，既讲原则，又重感情。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总是亲切地叫您“阿葆”，您和他之间有什么印象深刻的故事吗？

邢常葆：习书记来之前，我就有一部上海牌的二手车，还是从胡平省长那儿“讨”来的。因为我做电视记者，又要扛摄像机，又要背充电器，还要带灯光，每次下乡都得买好几个位置的车票，非常不方便。胡平省长认识我，就给我拨了一辆车，方便我跑新闻。宁德交通状况不好，我又经常下乡，车子颠来颠去的，没几年就坏了。习书记来了以后，我就找到他，希望能给我解决一下交通工具。习书记马上找来常务副专员问财政上还有没有钱，副专员说上半年的钱都安排出去了，下半年的钱还没动。习书记就讲了我的特殊情况，请他解决一点经费。习书记说：“新闻工作讲究时效问题，而且搞电视采访的不像文字记者，要带着一堆机器，没车不方便，咱们还是想想办法支持一下。”最后，行署花8万多块钱给我买了一部新的上海牌汽车，还带空调，这可真是解决了我的一大难题。

有一年初春，我陪习书记去福鼎县调研，住在当地的招待所。第二天吃早饭的时候，我发现他穿的涤卡中山装的手肘位置破了，长长短短的线头都露出来，像胡须一样。我跟他说：“书记，你这衣服都破得不像样了。”他低头一看，还真是，看来是破了好久了，另一边同样位置也一样，只不过没有那么严重。我说：“我给你处理一下吧。”当时手边也没有针线，没有剪刀，我灵机一动，说：“你信得过我的话，我用打火机给你烧一下。”他很痛快地答应了，抬起胳膊让我烧。我一打火，点着线头儿的尾部，刚冒点火苗我就赶快闭火儿，线头顺着余火，很快就烧没了。他一看，很满意。虽然这样不能治本，但只要不细看，乍看上去还是好多了。我心想，习书记对群众打赤脚都观察得那么仔细，可自己的衣服破了那么久都没注意，可见他是把全部心思都放在群众身上了。

他对闽东这片土地和闽东人民的感情太深了。他知道我以前拍过很多纪录片、汇报片，都是以闽东贫困面貌为主题的，反映当时的真实情况。他让我把这些录像带拿给他，带回北京，给家人看，给朋友看，给一些国家部委的同志看，希望他们能够为闽东的发展提供一些机会。他家里人看了之后都掉眼泪，觉得闽东这个地方太穷了，也都非常理解习书记想帮助闽东摆脱贫困的迫切愿望。

采访组：听说习近平同志的家人和您也很熟悉，也对您有过帮助。请给我们讲讲这方面的情况。

邢常葆：习书记比我大两岁，在我眼里，他就像个老大哥，我有什么心事都愿意和他讲。我刚才讲到，1998年，我们宁德电视台大楼开始动工，这个项目是在我手上做的，我直接管基建。那时候，大楼选址的位置是一片滩涂，一打桩就像打在蛋糕上，为了能把楼建好，我没少花心血。可没想到，有人告我，说我拿工程款、吃回扣，我又生气，又委屈，就和他诉苦。习书记听了，就对我说：“身正不怕影子歪，我们都理解你。你可以请组织、请纪委出面调查，查清楚你就没事了。”我对他说：“你连下乡调研都主动交伙食费，我们这些做下属的受你影响，怎么能不自觉自律呢。况且，我要是真为了一点利益就贪污受贿，你也瞧不起我了。”

习书记和彭老师他们一家都是非常谦虚、低调的人，待我好像家人一样。习书记在宁德期间，彭老师来的次数不多，因为他们各有各的事业，各有各的任务。有时她演出经过福建，就空出两天到宁德来。习书记从来没有派车去接过，她都是搭便车过来。有一次我开车去福州送片，正赶上彭老师坐火车到福州，我就去接她。那天接上她已经中午一点钟了，我说：“彭老师，我们去吃个便饭吧。”她说：“不用了，我在火车上简单吃了一些，直接回去就行。”我知道，她这么说是怕我花钱。我只好买点面包、矿泉水给她垫垫肚子，开着车直接回宁德了。

彭老师在宁德的时候都是自己买菜，自己烧饭，给习书记改善伙食，也邀请我去他们家里吃饭。我们在一起做饭是这样子的：习书记负责包饺子，彭老师烧清蒸鱼，是她在广东出差时学的手艺。我负责个别不好处理的海鲜，比如我们福建有道特色菜是爆炒章鱼，章鱼要洗得很干净，刀功也有讲究。所以我们各显神通，有多少本事就使多少本事，谁会做什么就干什么，氛围非常融洽。

彭老师人好，心也很细。有一年，习书记已经到福州工作，他们一家在福州过年。我正好到福州办事，就去拜访他们。彭老师见我来了，很高兴地说：“阿葆，我记得你家小孩是属狗的，我给她做了一双鞋，小礼物，你收下。”我一看，鞋子上面绣着两只小狗，特别可爱。然后，彭老师就用塑料袋给我装起来，放在我包里。回家后，我女儿打开一看，非常喜欢。这虽然是一件小事，但在我和家人看来却非常温暖。在我们眼中，他们都是不平凡的人，可他们却以平凡、朴素的心对待我们，设身处地为我们着想，实在太感动了。

采访组：后来，习近平同志也曾多次回到宁德，他和您见面期间对闽东的发展还讲过哪些让您印象深刻的话？

邢常葆：其实，习书记在宁德工作只有一年11个月，可他离开宁德之后，在福州市、福建省委省政府工作期间，又先后来过17次，以各种方式帮助宁德发展，比如要福州与宁德联谊，搞帮扶政策；介绍企业来宁德考察，搞对接项目，等等。他情系闽东，虽然知道闽东不可能马上富起来，但他时刻都在开动脑筋，以“滴水穿石”的精神和韧劲，努力把闽东的资源发挥出来，潜力激发出来。他多次讲过“闽东不富，天理难容”，表达了他对闽东强烈的感情。现在，很多领导干部翻开《摆脱贫困》那本书，看到他30年前讲的贫困地区经济发展的思路与方法，都由衷地为他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和大胆创新的勇气魄力而心生敬佩。

2010年，已经是国家副主席的习书记回到宁德，就下榻在这个三都澳迎宾馆。原本市委安排的是他和过去的班子成员见面，他和彭老师还专门提出来想见见我。见了面，他还是老样子，没有官架子，和我拉着家常。我用手指着窗外的一片地对他说：“你还记得这片地方吗？当初我们挑化肥上山去劳动，就是这里。”他看到原先的一片荒地，现在已是高楼拔起，非常高兴，对我说：“‘滴水穿石’可不是老牛拉破车啊，能看到宁德发生这么大变化，是领导干部带着群众一任接着一任干出来的。但是宁德跟发达的地方比还是距离很大，所以还得继续花气力认真地去做。”

我知道他的话是由衷的。我们还要跟着他，撸起袖子加油干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