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承明之后，福建私家藏书又有了重大的发展，无论在藏书的规模、数量、种类、区域分布等方面，均超过了以往的任何一个朝代，达到了古代福建私家藏书的鼎盛时期。其中，有文献记载的清代福建藏书家多达170余人，藏书楼（室、斋）有100余座。

清代福建私家藏书，大致可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1.清初福建是重要的反清复明之地。清军入闽，沿海迁界，私家藏书，抄毁焚掠，惨遭厄运，损失殆尽。康熙统一台湾之后，福建恢复元气，尤其是雍正以降，随着政治与社会的日趋稳定，经济发达，文化繁荣，福建私家藏书又迅猛发展起来。这一时期的藏书家主要集中在福州、莆田及泉州等地。例如：晋江黄虞稷在其父兄的遗藏基础上，不遗余力地广搜古今秘本珍籍，遂使藏书之数，很快增至8万余卷，且易其父黄居中的“千顷斋”为闻名全国的“千顷堂”藏书楼。安溪的李光地、晋江的蔡仕舢与徐居敬等人的藏书，亦负有盛名。福州的藏书家群体则更为庞大，尤为著名的有：林佶的“朴学斋”藏书7万余卷、萧梦松的“名山草堂”藏书8万余卷；还有陈梦雷与“松鹤山房”、李馥的“居业堂”等藏书，均名重一时，成就了福建私家藏书新的辉煌。

2.乾（隆）、嘉（庆）时期，福建更是藏书家辈出、藏书楼林立。此时，福州和闽南地区仍然是私家藏书云集之地，福州地区著名的藏书家与藏书楼主要有：黄任的“十砚轩”、谢道承的“春草堂”、何蔚然的“西郊草堂”、叶观国的“绿筠书屋”、孟超然的“亦园亭”、郑杰的“注韩居”、梁章钜的“黄楼”、陈若霖的“居敬堂”、陈寿祺的“小嫏嬛馆”、陈征芝的“带经堂”、何则贤的“静学书屋”等等；闽南地区的有如：张祥云的“鞠园”、陈庆镛的“籀经堂”黄宗汉的“一六渊海”等等。此外，闽北、甚至闽西也出现了个别大藏书家，如著名的伊秉绶“留春草堂”等。这一时期，福建的私家藏书日臻顶峰。

3.道光以后至清末，福建私家藏书在保持了一段鼎盛后，开始了逐步式微。其间，福州地区著名的藏书家与藏书楼主要有：林则徐的“云左山房”与“七十二峰楼”、 李彦彬的“榕亭”、李彦章的“榕园”、林鸿年的“松风仙馆”、何则贤的“静学书屋”、郭柏苍的“沁泉山馆”、谢章铤的“赌棋山庄”、林寿图的“欧斋”、杨浚的“冠悔堂”、叶大庄的“玉屏山庄”、郑孝胥的“海藏楼”等，尤值一提的是，清末福州还有两大藏书家格外耀眼，即福州北后街龚易图的“大通楼”和福州南郊螺洲镇陈宝琛的“赐书楼、还读楼、沧趣楼、北望楼、晞楼”等“藏书五楼”，这两座著名藏书楼交相辉映，时有“南陈北龚”之称。龚、陈二氏，世代藏书，不仅数量多，且不乏珍本秘籍。陈氏的10余万卷藏书，更有“清末甲于全闽”之誉，其“赐书楼”所藏，多为清帝所赐，弥足珍贵。民国以后，陈宝琛有感于善藏书者，“不藏于私而藏于公”，遂首开福州私家藏书大量捐赠图书馆之风气，得了福州其他藏书家的积极响应与社会的普遍赞赏。此外，闽南地区陈棨仁的“绾绰堂”与“读我书斋”、龚显曾的“薇花吟馆” 与“亦园”，闽北地区李枝青的“读骚山房”、吴寿坤的“读我书室”等等，亦是颇具声名的藏书家与藏书楼。

清代福建私家藏书事业的鼎盛，大大促进了福建私家藏书目的发展。有文献记载的，清代福建私家藏书编有目录的就多过二三十家，比较著名的有黄虞稷《千顷堂书目》、郑杰《注韩居书目》、陈征芝《带经堂书目》、林则徐《云左山房藏书目》、陈乔纵《陈朴园藏书目录》、谢章铤《赌棋山庄藏书目录》、杨浚《冠悔堂书目》、陈棨仁《读我书斋藏书书目》、龚易图《乌石山房藏书简明目录》、《大通楼藏书目录》、陈宝琛《闽县螺陈氏赐书楼书目》等。他们将自己收藏的典籍一一著录，目录多按“经、史、子、集”四部分类，著录了所藏书名、卷数、作者、版本、卷数等，有的还叙及书的内容，品评鉴赏、论其得失。从这些藏书目录中，我们不仅可以窥见当时福建藏书家的藏书规模、特色，而且还可以进一步了解藏书家的藏书心态与藏书文化等。然而，遗憾的是，不少清代福建私家藏书目现已散佚，如何蔚然《饮和楼藏书目》、《宝唐楼藏书目》，龚显曾《薇花吟馆书目》等，令人叹惜！

清代福建藏书家大都不是为了藏书而藏书，他们主张藏以致用，把藏书同自己的学术研究结合起来，在校勘、辑佚以及经学、史学、文学等领域的研究，成就斐然，为清代学术的繁荣与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如：黄虞稷、李光地、陈梦雷、郑杰、梁章钜、陈寿祺、林则徐、林鸿年、谢章铤、杨浚等等，既都是藏书大家，又是著述等身的大学问家，他们的藏书活动，大大促进了福建传统学术文化的发展，营造了深厚博雅的人文氛围，致使近代以来，与全国其他地区相比，福建人才尤为辈出，其间的内在关联，值得我们继续探讨。

总而言之，虽然目前福建的清代私家藏书楼，历经百年风雨沧桑，大都荡然无存，有的连故址遗迹都难以探寻，但是由清代福建藏书家不遗余力、网罗丛残、精心保管、世代递藏的珍本秘籍，民国以后又以各种方式归入公共图书馆或高校图书馆，成为现在福建各大图书馆的珍贵馆藏的核心部分，既承传了福建传统文化，又服务于当今的社会各界，其学术文化功绩和社会历史贡献，已铭刻于八闽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