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又春先生是我在北大哲学系学习时的老同学，曾长期在湖南工作，现侨居加拿大。虽相距遥远，但我俩的心是相通的，都钟情于中华优秀思想文化，并致力于相关学术研究。他多年用心解读孔子和《论语》，已出版三部书，而今又由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他的新作《〈论语〉真义》，可见他一直在不停地探索、开拓，务求获得孔子真义，使研究进入更完美的境界，这令我钦佩。我不是《论语》诠释专家，但喜爱《论语》，百读不厌其多，每读总有启迪从中生发；也常常参阅古今注释，以求理解确切。中国孔子基金会匡亚明先生提出读经“三义”说：准确把握“本义”，多方参考“他义”，努力推出“我义”。赵又春先生把“三义”高度综合起来，从返归“本义”出发，吸收检讨名家“他义”，在与孔子深度对话中推出“我义”，从而形成了《论语》的“真义”，这是难能可贵的。由于时间和精力的限制，我只能有重点地读一下他的书，提出几点粗略的读后感。

首先，作者用历史的眼光，尽可能把语录体的《论语》章句，放置到当时的语境之中，说明孔子讲论及与弟子对谈每一句话的由来和目的，从而作出比较合乎当时情理的解释。例如长久以来被误解为孔子主张“愚民政策”的《泰伯篇》“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一句，作者指出，在孔子的时代，由于教育缺乏，普通民众认识能力较低，“孔子这是说：对老百姓，你只可能让他们按你指定的方式去行动，要他们理解其中的道理，那是难以办到的”。这是事实的认定，不是有意不让百姓知道。作者又联系《子路篇》中孔子主张在富民之后还要“教之”，说明孔子希望民众懂道德、知礼义。作者点明：“民可”中的“可”，不是主观上“应该”的意思，而是客观上“可能（办得到）”的意思，这样误读就迎刃而解了。类似的例子还很多。

第二，作者借鉴名家又不迷信名家，在综合他们的注释基础上，据实作出自己应有的判断，体现出强烈的超越意识与创新精神。例如《学而篇》：“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杨伯峻的译文有代表性，即：“孔子说：‘学了，然后按一定的时间去实习它，不也高兴吗？有志同道合的人从远处来，不也快乐吗？人家不了解我，我却不怨恨，不也是君子吗？’”作者指出：“这里说的‘学’，应是指学习做人”“哪能按一定时间去实习它”，而且“按这译文的理解，这一章明显是把并无关联的三件事放到一起讲了，孔子会这样‘语无伦次’吗”？他的批评是很尖锐的，也很有道理。作者肯定有学者把“学”解说为“学为人也”和将“习”训作“实践”，但同时认为，既然“学”是指“学习做人的道理”，那么“时习之”便是“一有机会就实践所学的道理”；由此德才不断进步，人望越高，以至“远方的人也慕名前来求教、结交了”；学习的目的既然是“争取自己成为君子”，那么没有远方的朋友来，说明知名度不够高，还要“努力学习”，“不可操之过急”，不要“怨恨生气”。这样一来，三句话的内在联系便昭然若揭了。作者进而指出：“你读完《论语》全书，发现‘学’字共64见”，学的对象“无一不是‘做人（的）道理’”，这一点拨颇有益于正确理解《论语》全书的旨要。

第三，作者在熟练掌握《论语》文本用语训诂知识的基础上，充分运用哲学思维的优势，在比较、关联中整体把握《论语》的精义，如同作者在序言中所说“用《论语》全书诠释《论语》章句”或者说“用孔子的整个思想体系说明他的个别提法”，因而使诠释达到了一定的深度。孔子是伟大的思想家，《论语》是中华大智慧的结晶，单靠文字功夫是难以真正理解的。杨伯峻先生是著名文字学家，自有他的训诂优势，因而《论语译注》能在社会上广为流传。但我读他的书，总有不满足感，主要是缺乏思想高度，因而许多文句的译注与孔子意趣有距离。而《〈论语〉真义》作者能够打破文字训诂的局限，发挥哲学的反思功能，深入发掘孔子的社会人生智见，使《〈论语〉真义》真正超越了《论语译注》，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例如《里仁篇》：“子曰：‘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知？’”传统注家对“里仁”的解释是人应选择居处，以便生活在民风淳厚、邻里忠厚的环境之中。但作者指出，这只是字面的理解，选择居处是难以做到的，难道发现问题要不断搬家不成？事实上这里不是指择居或择业，而是指“道德选择”，联系《论语》多处讲选择，皆是如此。如本篇“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再联系孔子多处讲“求仁”“安仁”“归仁”“为仁”，那么此处“里仁”一段应理解为：“人做道德选择，结果是让自己进入仁境，那才是正确的；虽有所选择，结果却不是让自己进入仁境，哪谈得上有智慧呢？”再联系孟子说的“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御而不仁，是不智也。”正是孔子“里仁”的本旨。

第四，作者不仅勇于面对历来《论语》诠释中存在的各种争议，而且还能够对似乎已成定论的解说提出质疑，又能给出更合乎情理的解答，有的为我所不及，有的与我同心，都很重要，有力地推进了《论语》学的新发展。例如《述而篇》“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人们都说很重要，但注家往往不能把四句连成一体。作者明确加以概括：“这一章是孔子在申明他的教育方针，或者说教学总纲”，这就很精练地表述了孔子的核心教育思想。而“游于艺”并非钱穆先生理解的“游泳在艺上”，乃是指学习“六艺”。又如《颜渊篇》：“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通常注家把“天下归仁”解说成：如果人们都能克己复礼，则天下就回归到仁德了。作者认为，孔子这里讲为仁不是一般理解地指社会，而是特指愿意克己复礼者，所以应理解为：“只要你真正做到了克己复礼，你就会感到全天下人称许你是仁人了。”我以为这是正解。再如《卫灵公篇》：“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作者高度评价了“恕”道，认为“忠信”虽然重要，但实行需要条件，常常事与愿违，而“恕”道乃是宽容，“行恕道，亦即将心比心待人，前提是承认别人和自己是平等的人，如果认为一些人有权把自己不欲的东西强加于人，恕道就行不通了”。作者还指明：“恕”道的提出，“说明孔子的道德思想达到了相当的深度”。此解深契我心，我认为有加以强调的必要。曾子认为，孔子一以贯之的是忠恕之道，而孔子更重视恕道，因为它包含着平等互尊的思想，这乃是孔子学说中精华的精华。孔子讲仁爱，仁爱要体现为忠恕之道。朱熹说：“尽己之谓忠，推己之谓恕。”忠道要求人关心他者、帮助他者，是积极的仁爱，但容易被异化成“己所欲施于人”，即单向、强迫的爱，从而使仁爱变质为怨与恨。恕道要求人尊重他者、体谅他者，看起来消极一点，却体现出平等和互尊的爱，这是真正的仁爱。社会要实现和谐，必须实行恕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费孝通先生认为孔子儒学最核心的思想是“推己及人”、将心比心。现代人类陷于争斗之泥潭，危机四伏，最缺乏的不就是一个“恕”字吗？

最后，再说几句。《〈论语〉真义》是一本有价值的好书，但不是完美无缺的，作者也希望听到批评。我认为，某些注释仍有商榷的必要，仅举一例。《雍也篇》：“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作者认为，既然中庸是平易之道，怎能说人们很久没拥有了呢（传统将“鲜”作“缺少”解）？所以他认定“此章的‘鲜’字应训‘嘉’”。这当然有文字训诂上的根据，古字往往一词多义或同音假借。但我以为不必如此求新，“鲜”训作“少”是其通义，而且讲得顺，已被公认。中庸虽是平常、平易之道，但它是行仁的最佳状态，并不容易做到，更多的是作为理想起引领作用。由于人性有动物性，是善恶相混的，还由于贫富不均，利益相抵，加上少数掌权者贪婪有野心，现实中的社会生活常常偏斜反常乃至向野蛮倒退，礼崩乐坏的春秋末期，社会更是动荡不安，所以孔子感叹：中庸作为至德，民众已经很久享受不到它的好处了。我想，这样讲是可以的。

目前，作为中华第一元典《论语》的注家多了起来，我手头即有出版不久的清华大学钱逊先生的《论语》注（中华传统文化经典教师读本）、中国社会科学院赵法生先生的《〈论语〉读本》（大众儒学经典），各有特色，不仅学术含量高，而且能够对应现实生活而作创造性诠释。我以为，赵又春先生的《〈论语〉真义》以其独特的价值能够在参与新《论语》学的百家争鸣中作出应有的贡献。不仅仅是《论语》，其他四书五经和道、佛及诸子百家经典皆不断出现各种经注最新版本，昭示着新经学、新子学正在兴起，这是中华文化复兴的重要学术基础。（牟钟鉴 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