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七三六年至一七七一年西班牙铸造的银币

东南网5月9日讯（福建日报廖大珂）15世纪末之后，伴随着新航路的开辟，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迎来了第一波全球化浪潮。1565年，西班牙大帆船“圣巴布洛”号由菲律宾宿务岛驶往墨西哥的阿卡普尔科，拉开了大帆船贸易的序幕。到1815年，最后一艘大帆船“麦哲伦”号开出阿卡普尔科，驶向菲律宾，大帆船贸易持续了250年，其历时之长是世界历史上少见的。

跨越太平洋的大帆船贸易航路，使中国与拉丁美洲建立起前所未有的经济文化交流关系，新旧两个大陆天各一方的时代从此结束。大帆船贸易航路实际上是以漳州月港为起点，“马尼拉大帆船”严格说来就是运输中国货的大帆船。

福建—菲律宾—墨西哥

大帆船贸易航路的开辟

福建与菲律宾在地理上接近，仅一水之隔，双方的海上交通较为便利，当时从马尼拉到泉州航行需要一周时间。在西班牙人到来之前，福建与菲律宾的海上贸易已有几百年的历史。《明史·吕宋传》记载：“先是闽人以其地近且饶富，商贩者至数万人，往往久居不返，至长子孙。”他们运去丝绸、棉布和瓷器等中国手工业品，贩回菲律宾的黄金和蜂蜡等物品。

1565年西班牙人在菲律宾建立殖民统治后，由于菲律宾与西属美洲距离遥远，本土又十分贫瘠，“既无香料，又无金银”，生产力低下，连日常生活用品都缺乏，根本满足不了殖民者的基本生活需要。西班牙船长卡里翁曾说，“在这些岛上不可能有任何利益可想，除了有可能打开同中国或其他岛屿的贸易联系”。

为了在菲律宾立足，维持殖民统治，西班牙人积极招徕中国商人到马尼拉贸易，依靠中国商人供应从生活用品到武器军火的所需一切，并从中获取财政收入和利益。同时，隆庆元年（1567年）明政府在漳州月港开放海禁，也刺激了福建商人前往菲律宾贸易。1574年，西班牙总督拉末沙礼示向西王报告：“中国人每年不断地增加他们的贸易，带来许多货物供应我们。”当时月港是明朝唯一合法的海上贸易始发港，来菲的中国商船都是从这里启航，月港也因此成为“海舶鳞集，商贾咸聚”的国际贸易大港，驰名中外。

然而，当时菲律宾除了少量肉桂可供出口，别无他产，而西班牙殖民者所能输出的货物，“没有一样不是中国所已经具备的”，不得不用白银购买中国商船载来的货物。当时中国的丝绸、瓷器物美价廉，在国际市场上具有很好的销路和很强的竞争力，而西属拉丁美洲产银丰富，白银在中国有较高的购买力，以白银购买福建商船运来的中国商品利润丰厚，因此西班牙人认为开展大帆船贸易是增加财政收入的有效途径。

据菲律宾总督摩加在1609年的报告，西班牙人对中国的贸易很感兴趣，因为他们回程可获利10倍。于是，在高额利润的刺激下，形成了以漳州月港为起点，马尼拉为中点，阿卡普尔科为终点的福建—菲律宾—墨西哥的大帆船贸易航路。

丝绸、瓷器，墨西哥银元

新旧大陆的殷切需求

根据美国学者舒尔茨的估计，每年从漳州月港来到马尼拉的正常船数从20艘到60艘不等。所谓“马尼拉大帆船贸易”，主要是把福建漳、泉商人运到马尼拉的丝绸、瓷器等中国商品，由西班牙商船载运往墨西哥进行贸易，然后运回墨西哥银元购买中国商品，从而赚取高额利润。

通过大帆船贸易，大量的中国商品被转运到阿卡普尔科，再转销到墨西哥内地和其他拉美地区，甚至转销欧洲市场。正如舒尔茨指出：福建商船运到马尼拉的丝绸和瓷器，奠定了大帆船贸易的真正基础；实际上，“中国一直是大帆船所载货物的主要来源，对新西班牙（即墨西哥）的人民来说，大帆船就是中国船，而马尼拉不过是中国与墨西哥之间的转运站，作为大帆船贸易最重要商品的中国丝货，都以它为集散地而横渡太平洋。在墨西哥的西班牙人，当无拘束地谈及菲律宾的时候，有如谈及中华帝国的一省那样。就马尼拉方面说，每年航经中国海到达的中国商船，着实是他们繁荣的基础”。

从马尼拉开往阿卡普尔科的大帆船，除少数年份外，都可以称之为“丝船”，因为船中载运的货物中，中国的生丝和丝织品一直占有最重要的地位。每艘船仅丝织品至少有10万匹，多的可达40万匹。直至18世纪末，在墨西哥的进口总值中，中国丝绸等商品就占了63％。中国丝绸等纺织品在拉丁美洲受到热烈欢迎。

拉美人也为中国精美的瓷器所倾倒。中国瓷器不仅是拉美人日常生活的用品，而且成了观赏的艺术珍品，甚至成为墨西哥贵族衡量财富和文化修养的标志。在墨西哥和利马等地，许多人把中国瓷器当作装饰品摆设在客厅和餐厅里。中国瓷器的输入带动中国制瓷技术在拉美的传播，促成墨西哥等国陶瓷业的兴起，许多地区竞相仿制中国瓷器。如墨西哥的普埃布拉城，17世纪上半叶只有40多名陶工仿造中国瓷器，到1793年那里已有46家制瓷工场，成为美洲著名的制瓷中心。

在大帆船贸易中，西班牙人用以购买中国商品的主要是墨西哥银元。大帆船从马尼拉装载的是以丝绸为主的中国商品，而返程载回的是美洲的白银，因此从墨西哥运往菲律宾的白银数额巨大。拉美白银的大量流入中国，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明清两代对商品主要支付手段白银的殷切需求。

在明末清初，西班牙银元已在闽广一带广泛流通，到18世纪末则已通行于江浙等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并一度成为中国通行的货币。它的大量输入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直接推动了中国由使用银两到使用银元的币制改革，对商品经济的扩大和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番薯、花生、玉米、马铃薯

美洲作物经福建传播中国

由于福建—菲律宾—墨西哥“大帆船贸易”航线的开辟，许多拉丁美洲的农作物品种，沿着这一条航线先传到菲律宾群岛，然后又由福建商人传入福建，乃至全国。其重要者有——

番薯，先传到菲律宾，在当地广为栽种，因而为到彼贸易的福建商人所熟知，在明末把它引入福建种植，“初种于漳郡，渐及泉州，渐及莆田，近则长乐、福清皆种之”。后来，番薯从福建传入江浙，广泛种植，接着在其他地区也推广开了。

花生，又名落花生，最早在福建种植。明万历《仙居县志》载：“落花生原出福建，近得其种植之。”到了清代，全国各地普遍种植。

玉米，约在16世纪后期传入福建。其后，玉米从福建传入长江流域，又遍及全国，渐渐成为劳动人民的主粮之一。

烟草，明万历年间由菲律宾传入福建，到了清代，烟草种植便在全国传播开来。

马铃薯，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的《松溪县志》记载，“马铃薯，菜依树生，掘取之，形有大小，略如铃子，色黑而圆，味苦甘”。马铃薯是耐瘠耐寒的作物，适宜于其他粮食作物不易生长的高寒地区，有益于福建山区农业生产的发展。

美洲农作物传入福建，然后又传到全国各地，使福建和中国的农业生产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些作物的引进为中国提供了粮食生产的新品种，改变了中国人的食物构成。上述拉美作物的输入和推广，标志中国农业生产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其意义和影响都是十分深远，因此被称为中国的“第二次粮食生产革命”。

马尼拉华人，墨西哥城唐人街

利马天空升腾“龙”形烟火

根据中外文献记载，大约16世纪末和17世纪前半期，即我国明清之际，已有一些中国商人、工匠、水手、仆役等沿着大帆船贸易航路，到墨西哥和秘鲁侨居经商或做工。由于他们是从月港经由马尼拉辗转而来，因而被称为“马尼拉华人”，其中绝大多数为福建籍移民。

据估计，从16世纪末至17世纪中叶，移居拉丁美洲的马尼拉华人有五六千人。据记载，早在16世纪，墨西哥城和阿卡普尔科就已出现了“唐人街”或“唐人城”。

移居拉丁美洲的马尼拉华人把中国文化带入那里，促进了中拉文化交流，也促进了拉丁美洲文明的发展，影响着当地的生活习俗与风尚，包括房屋建筑、家具陈设、室内装饰、饮食起居、游艺玩耍、节日娱乐等，都不同程度带有中国传统的风格与特色。

如中国的烟花制造技术就是通过马尼拉华人传入美洲。当时秘鲁利马的炮仗和烟火制造业十分发达，燃放烟花的活动很普遍。在节日庆典上，当空中突然呈现出“七头蛇（龙）”烟火时，激起市民的一片欢呼，表明中国传统的龙的形象已升腾在拉丁美洲的天空。

大帆船贸易航路的形成，其意义远不止是传统的海上丝绸之路的延伸和拓展，还在于它作为近代意义的跨越洲际的远程贸易，在人类历史上首次将新旧大陆联系在一起，漳州月港作为大帆船贸易航路的起点，为世界全球化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作者为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