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个浪漫主义者”

一个什么样的机缘令郭沫若心动？毛泽东的提示，或周恩来的建议？显然还不全是。“蔡文姬就是我！——是照着我写的。”那是要能搅动郭沫若情感波澜的事情。我们不妨回顾一下他在创作《蔡文姬》之前，1958年的文学活动中几件彼此相关联的事情。

其一，3月30日起，郭沫若在十天之内，一气呵成地创作了组诗《百花齐放》一百余首。这组诗的创作显然是有起因和寓意的，那就是呼应“双百”方针，特别是“百花齐放”文艺方针的提出。

其二，也是在3月，郭沫若先后复函《文艺报》答其所问，复函《文艺报》主编张光年，撰文《“一唱雄鸡天下白”》，谈论、讲解陆续发表出来的毛泽东诗词。高度赞扬毛泽东的诗词创作“是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的典型的结合”，称颂诗词中表达的浪漫主义情怀。

其三，6月20日，郭沫若撰写《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一文。文章从“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角度，在中国现代文学史发展的历史进程中阐释了两种文艺思想的关系。但如同他赞扬毛泽东诗词是两者结合创作的典范一样，实际上他是在为多年禁言的浪漫主义文学正名、张目。这从文章特意全文引录并解读毛泽东的词《蝶恋花·答李淑一》就可以看出来。文中写道：

在我个人特别感着心情舒畅的，是毛泽东同志诗词的发表把浪漫主义精神高度地鼓舞了起来，使浪漫主义恢复了名誉。比如我自己，在目前就敢于坦白地承认：我是一个浪漫主义者了。这是三十多年从事文艺工作以来所没有的心情。（《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红旗》杂志1958年第3期）

这几件事情之间的联系，显然都与“百花齐放”的文艺方针有关。“双百”方针的提出其实要早一些，1956年4月，中共中央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确定为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科学文化事业的指导方针。也就在那一年夏季，郭沫若拟定了“百花齐放”的题目，准备选出一百种花来创作百首诗，并试作了三首。但诗没有写下去，因为思想政治领域开始了“反右”斗争，“双百”方针当然也未能得到很好贯彻。到了1958年，文艺界思想又活跃起来，大家在讨论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毛泽东继《旧体诗词十八首》后又陆续发表了诗词《蝶恋花·游仙》（后改作《蝶恋花·答李淑一》）、《送瘟神二首》。毛泽东诗词都是以旧体诗词形式创作的，运用了浪漫主义手法，富有浪漫主义色彩。这些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将现实主义文学定于一尊的文学界所排斥、甚至否定的东西。所以，毛泽东诗词的发表，让郭沫若很振奋。他认为，毛泽东诗词具有标识性的意义：既以创作实践身体力行“双百”方针，也诠释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精神。

“特别感着心情舒畅”，而且是“三十多年从事文艺工作以来所没有的心情”，我们可以想见作为诗人的郭沫若，内心翻涌着怎样的激动。当他自豪地宣称“我是一个浪漫主义者”时，他应该是想告诉人们：创作《女神》的那个具有浪漫精神和情怀的诗人回来了。《百花齐放》组诗的创作就是个先兆。

在郭沫若的诗歌作品中，《百花齐放》算不得上乘之作。但其创作时那种“诗兴的连续不断的侵袭”的状态，按郭沫若所记，在其以往的创作经历中只有过三次：一次在《女神》时期，一次是写作《瓶》的时候，还有一次是《恢复》的创作，那时最多有一天写成六首的。《百花齐放》竟能在接连十天之内创作出百余首诗，显然预示了诗人郭沫若已经渐渐进入到一种文学创作激情涌动的亢奋状态。

“双百”方针的提出，逐渐营造了一个比较自由宽松的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的环境。置身于这一学术文化氛围之中，又已经进入到创作激情亢奋的状态，一个关于“写一个剧本替曹操翻案”的提议，恰好将历史、现实、史剧、学术，将历史人物曹操、蔡文姬与诗人自己过往的人生经历，也将诗人心底潜藏数十年的创作情结，全部激活、聚合，并融汇在一起。这，才有了《蔡文姬》的创作。

《蔡文姬》不只是给新中国的话剧史留下一部经典作品，同时也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文学史的思考：作家、艺术家的创作激情、创作个性、创作风格的发挥，有赖于一个能够容纳百花茁壮生长的生态环境。只有这样，才会呈现百花齐放的繁华盛景。正如郭沫若一首诗中所咏：“看罢牡丹看秋菊，四时佳气永如春。”

（作者单位：郭沫若纪念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