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追逃办成立三周年

新华社北京7月10日电 题：花钱“围猎”权力妄图摆平官司——“红通”逃犯郭文贵被骗2000万元始末

新华社记者

日前，公安机关破获一起冒充“中央领导亲戚、军队首长”进行诈骗的案件，涉案金额2000万元。公安机关查明犯罪嫌疑人赵立新、葛长忠合伙骗取北京盘古氏公司实际控制人、潜逃海外的犯罪嫌疑人郭文贵2000万元的“好处费”的事实——2015年，逃亡海外近一年的郭文贵为了达到摆平官司、逃避制裁、回到国内的目的，以捞人为名，不惜重金，企图继续采取惯用的手段俘获官员、围猎权力，没想到栽在冒充中央领导亲戚的假和尚、假总参大校手中，被骗2000万元。

冒充“中央领导亲戚” 吹嘘能办大事

2015年5月，赵立新接到好友的电话，称其朋友民航总局空管局原管制员宋军的一个客户想把其被抓的女秘书捞出来。他事后得知，这个客户叫郭文贵，系北京盘古氏投资有限公司、北京政泉控股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因涉嫌多宗犯罪于2014年8月逃亡海外。

50岁的赵立新，是黑龙江双城县人，案发前一直居住深圳。一直以来，赵立新对外将自己塑造成具备三大身份的背景深厚的高人：中央领导亲戚、军队首长、得道大师。

“为了满足虚荣心和捞取利益，领导、首长、大师、老总，叫我什么都答应。”赵立新说。

郭文贵为捞人开出了优厚回报。赵立新说，对方承诺事成之后给办事人2000万元好处费。面对如此“诱惑”，赵立新想到了他的神秘弟子葛长忠。“我只知道他是总参大校，有相关证件，他还给我看过一些文件，上面写着多个国字号开头单位领导。”

葛长忠另一身份是中直小康投资有限公司副总裁，他自称因物联网+项目急需投资，于是和赵立新一拍即合，决定行骗。实际上，据公安机关调查，中直小康是一个没有实质经营活动的空壳公司，是他们用于诈骗的平台，公司的董事长张某目前也被公安机关依法审查。

2016年5月，宋军带着郭文贵提供的材料，在深圳和赵立新、葛长忠会了面，这次会面更坚定了他对赵的起初认知。“他高高大大，穿着一件像军装的衣服，从他的言谈举止，我信了他的身份。”

此后，经宋军搭线，郭文贵与赵立新、葛长忠初步商定：把人捞出来后，就把这2000万元好处费给他们。

为摆脱困境 拉拢关系“饥不择食”

“实际上，郭文贵说捞人就是个幌子，他逃到海外后想回国，让我找人帮他接触高层人物，探探回国口气。”宋军说。

2016年5月18日，郭文贵的杨姓女秘书在被监视居住期满后，公安机关依法对其取保候审。

郭文贵最初以为这是葛长忠和赵立新通过大领导关系运作的结果，对其热情大增。据葛长忠与郭文贵的WhatsApp聊天记录显示，郭对葛说：“葛兄，对你这个龙哥(葛的生肖属龙)我信心十足。赵主任(赵立新)宋老弟(宋军)未来都是咱们这个平台上的人。”

“这件事情之后，郭文贵很高兴，让我尽快去英国和他见面。”葛长忠说，当日他就联系郭文贵的屈姓女助理，随后办理2000万元的转账手续。

相关银行账单流水显示，2016年5月，郭文贵先是给中直小康转账600万元。因葛长忠无外汇账户，随后郭又向葛长忠指定的香港万穗集团公司账户转账1400万元。

为了笼络葛长忠，郭文贵还邀请葛长忠到其香港的办公地点，召开视频会议。“他说很想见见我，把我的项目向他的股东介绍，他们都会在视频会议上来听你的介绍。”葛长忠说，但在现场他只看到了郭文贵一个人的画面。

发现被骗 气急败坏

公安机关介绍，为了尽快利用赵立新、葛长忠吹嘘的所谓高层关系，摆平自己的官司，郭文贵安排葛长忠前往英国，与他协商所谓的后续合作一事。其实他的真正目的是想亲自检验葛、赵背后的“大人物”究竟是什么级别。

2016年6月，葛长忠飞到伦敦，与郭文贵见了面，商谈合作事项，但郭关心的是赵立新的背景。

“他一直询问赵立新的情况，比如赵认识哪些中央高层领导，与中央领导人是何关系、是如何认识的。”葛长忠说，他表示不太熟悉赵的背景后，郭就不高兴了，再给他看合作意向书，郭就恼了，接着就翻了脸。

葛长忠认为，谈崩的原因是郭文贵认为他们这些层级的人帮不上忙。郭实际上是想让他们帮助接触高层，助其回国。

发现受骗后，郭文贵非常愤怒、气急败坏。在WhatsApp上，郭对宋军说：“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赵立新说他认识高层领导，百分之百是在说谎。他们是一大帮骗子。我出了洋相，丢死人了，我长这么大就没见过这样的骗子。”

郭文贵的懊恼，自有缘由。相对于赵、葛二人，他也是诈骗老手。从发家开始，一直到现在逃亡海外，郭文贵涉嫌骗税、骗贷等多宗诈骗犯罪，如今反被他看不上眼的赵、葛二人所骗，如何不令他气急败坏。

今年6月，赵立新、葛长忠因涉嫌诈骗罪被刑拘，为郭文贵捞人牵线的宋军，则因涉嫌另一起“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被刑拘。

编者按：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工作作出重大决策部署，使之成为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败斗争的重要一环。

2014年6月27日，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正式成立。截至2017年5月31日，通过“天网行动”先后从90多个国家和地区追回外逃人员3051人，其中国家工作人员541人，追回赃款人民币90.98亿元。截至目前，“百名红通人员”到案41人。

三年来，中央追逃办工作进展如何，中国开展了哪些反腐败国际合作，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梳理中央追逃办成立三周年以来的大事记，带您一起回顾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工作的发展历程，敬请关注。

1.2014年6月27日，中央决定设立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包含中央纪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外交部、公安部、安全部、司法部、人民银行等8家成员单位。中央纪委国际合作局作为办事机构，承担具体工作。

2.2014年10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外交部等四部门联合发布《关于敦促在逃境外经济犯罪人员投案自首的通告》，敦促在逃境外经济犯罪人员自通告发布之日起至2014年12月1日前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或通过驻外使领馆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罪行，自愿回国的，可以依法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3.2014年11月13日，中央追逃办以中央纪委办公厅名义印发《党员和国家工作人员外逃信息统计报告制度》。

4.2014年11月，APEC第26届部长级会议在北京成功召开，中国担任APEC反腐败工作组主席并主办工作组会议，引导通过《北京反腐败宣言》等重要成果。

5.2014年12月3日至5日，中美执法合作联合联络小组(JLG)第十二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确定杨秀珠、王国强、黄玉荣、许超凡、乔建军等5起中美合作追逃追赃重点个案。

6.2014年12月9日，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开通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专栏，接受海内外对逃往国(境)外的党员和国家工作人员，及其涉嫌向国(境)外转移违法违纪资产等线索的举报，及时发布与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有关的政策法规和最新工作动态。

7.2014年12月17日至19日，由中央纪委监察部主办的亚太经合组织反腐败执法合作网络追逃追赃专题培训班在北京举办。

8.2014年12月22日，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潜逃美国两年半的辽宁省凤城市委原书记王国强回国投案自首，是近十年来第一个从美国主动投案的腐败犯罪嫌疑人。

9.2015年1月12日，中央纪委五次全会把追逃追赃工作作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七项任务之一作出专门部署。会议提出，中央和地方反腐败协调小组要加强统一领导，把国际追逃追赃工作纳入反腐败工作总体部署，健全追逃追赃协调机制。

10.2015年3月，中央追逃办组织对1995年以来全国外逃党员和国家工作人员情况进行大起底，建立党员和国家工作人员外逃信息统计报告制度，首次基本摸清外逃党员和国家工作人员底数。

11.2015年3月26日，中央追逃办召开会议，研究部署2015年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决定启动“天网”行动。

12.2015年4月22日，按照“天网”行动统一部署，国际刑警组织中国国家中心局集中公布了针对100名涉嫌犯罪的外逃国家工作人员、重要腐败案件涉案人等人员的红色通缉令，加大全球追缉力度。

13.2015年4月25日，戴学民被缉捕归案，这是“百名红通人员”公布后的首个落网人员。

14.2015年5月9日，“百名红通人员”2号、江西省鄱阳县财政局经济建设股原股长李华波在新加坡出狱后被遣返回国。

15.2015年6月8日，“百名红通人员”第16号、原北京市新闻出版局计划财务处出纳孙新到案。

16.2015年6月25日，“百名红通人员”第60号、原太原迎宪焦化开发有限公司法人代表牛丽英到案。

17.2015年7月5日，“百名红通人员”第38号、原龙岩市天成房地产开发公司董事长黄水木到案。

18.2015年7月9日，“百名红通人员”第54号、原河北宇海文汇投资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韩建鹏到案。

19.2015年7月23日，“百名红通人员”第45号、原广东省增城市新塘镇大敦村党支部书记吴权深到案。

20.2015年7月25日，“百名红通人员”第93号、原江苏中淮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钱增德到案。

21.2015年8月21日，“百名红通人员”第31号、原安徽省瑞泰药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杨立虎到案。

22.2015年8月21日，“百名红通人员”第86号、原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吉林延边销售分公司图们经营处经理李远寿到案。

23.2015年9月18日，“百名红通人员”第74号、杨秀珠弟弟杨进军被美国强制遣返回中国。

24.2015年9月24日，美国向中国强制遣返贪污贿赂犯罪嫌疑人邝婉芳。

25.2015年10月2日，“百名红通人员”第37号、原中国农业银行闽清县支行工会副主席詹再生到案。

26.2015年10月13日，“百名红通人员”第24号、原中国工商银行四川省分行沙河支行保卫科经警朱振宇到案。

27.2015年10月20日至21日，中美执法合作联合联络小组(JLG)反腐败工作组第十次会议在京召开，双方就杨秀珠、黄玉荣、乔建军等重点个案进行磋商。

28.2015年10月30日，“百名红通人员”第81号、原山东济宁港湾电子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济宁硅元件厂董事长兼总经理邱渤海到案。

29.2015年11月1日，“百名红通人员”第83号、原山东省惠民县鲁洁纺织有限公司董事长赵汝恒到案。

30.2015年11月，中美JLG第13次会议在美举行。双方逐案磋商重点个案，明确了下步联合调查工作的重点。

31.2015年12月5日，“百名红通人员”第4号、河南省高速公路管理局原党委书记、河南省高速公路发展有限公司原副董事长黄玉荣到案。

32.2016年1月1日，“百名红通人员”第10号、原中企国际合作有限责任公司进出口部负责人裴健强到案。

33.2016年1月12日，中央纪委六次全会工作报告提出，加强组织协调，加强队伍建设，做好基础工作，动态管理外逃人员信息，强化双边交流合作机制建设，推动引渡、司法协助条约谈判工作。健全追逃追赃配套法规制度，加大政策研究和对外宣传力度。

34.2016年1月14日，“百名红通人员”第15号、原中国移动通信集团终端公司湖南分公司综合部员工陈祎娟到案。

35.2016年1月30日，“百名红通人员”第79号、原青岛安华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兼法定代表人储士林到案。

36.2016年2月6日，“百名红通人员”第39号和第41号、辽宁省本溪市劳动和社会保障监察支队案件审理科原科长付耀波，原出纳员张清曌到案。

37.2016年2月18日，“百名红通人员”第49号、深圳市中油器材进出口有限公司原副总经理常征到案。

38.2016年3月27日，“百名红通人员”第63号、上海倍福来集团有限公司原董事长兼总经理张丽萍到案。

39.2016年4月6日，“百名红通人员”第85号、大连春鸣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原法定代表人巴连孝到案。

40.2016年4月21日，中央追逃办召开会议，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加强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工作的重要指示和十八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精神，研究部署2016年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宣布启动“天网2016”行动。

41.2016年4月21日，“百名红通人员”第42号、沈阳铁路局大连铁路房产生活段财务室原主任周世勤到案。

42.2016年4月26日至28日，中央追逃办在京举办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培训班。

43.2016年6月5日至7月10日，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学思践悟》专栏发表6期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系列理论文章。

44.2016年6月8日，“百名红通人员”第57号、河南省交通基本建设质量监测站原副总工程师兼河南鹏程交通科技技术咨询有限公司原总经理、法人代表曾子恒到案。

45.2016年6月12日，“百名红通人员”第97号、广州市花都区委员会原政协主席王雁威到案。

46.2016年6月12日起，陆续在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发布王国强、付耀波、张清曌、李华波等外逃贪官忏悔录。

47.2016年6月22日，“百名红通人员”第36号、福建省工艺品进出口公司原会计唐东玫到案。

48.2016年7月9日，“百名红通人员”第59号、海南省海口市地方税务局龙华分局原副局长云健到案。

49.2016年7月13日，“百名红通人员”第64号、中国民航湖北省管理局财务处原副处长朱海平到案。

50.2016年7月15日，“百名红通人员”第34号、原武汉钢铁集团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郭廖武到案。

51.2016年9月5日，G20杭州峰会通过“二十国集团反腐败追逃追赃高级原则”，“二十国集团2017年至2018年反腐败行动计划”等重要反腐败成果；9月23日，二十国集团反腐败追逃追赃研究中心在北京设立。

52.2016年9月22日，“百名红通人员”第65号、原武汉市城市排水发展有限公司拆迁协调部部长蒋谦到案。

53.2016年9月，中美JLG反腐败工作组第11次会议在美举行，中美双方就“百名红通人员”头号嫌犯杨秀珠归案形成时间表和路线图，并就杨回国相关安排工作达成共识。

54.2016年9月，中加双方在司法执法合作磋商框架下签署《关于分享和返还被追缴资产的协定》，为跨境追赃搭建了合作机制。

55.2016年10月5日，“百名红通人员”第29号、原云南云电同方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大伟到案。

56.2016年11月12日，“百名红通人员”第5号、吉林通化金马药业有限公司原董事长闫永明到案。

57.2016年11月16日，“百名红通人员”头号嫌犯、浙江省建设厅原副厅长杨秀珠到案。

58.2016年11月，中美执法合作联合联络小组第十四次会议在京举行，双方就确定新的重点合作案件进行了磋商。

59.2017年1月19日至20日，中国与加拿大司法执法合作第六轮磋商在渥太华举行。

60.2017年1月6日，中央纪委七次全会提出要深化反腐败国际合作，坚持追逃防逃两手抓，抓紧构建不敢逃、不能逃的机制。开展“天网2017”行动，要深化同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等国际组织和有关国家的合作，不断取得追逃追赃新成果。

61.2017年2月10日，“百名红通人员”第67号、原上海黄石航运部财务工作人员王诚建到案。

62.2017年3月7日，中央追逃办召开会议，宣布启动“天网2017”行动。

63.2017年3月9日，“百名红通人员”第40号、原辽宁佳佳商贸有限责任公司法人代表王佳哲到案。

64.2017年3月21日至24日，全国追逃追赃工作培训班在京举办。中央追逃办成员单位，全国各省区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追逃办以及部分驻外使领馆人员共220余人参加培训。

65.2017年4月17日，“百名红通人员”第75号、原宁波远望技工贸公司副总经理、宁波华远房地产有限公司总经理李世乔到案。

66.2017年4月27日，《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关于部分外逃人员藏匿线索的公告》发布，通报曝光肖建明、蒋雷等22名外逃人员藏匿线索。

67.2017年5月10日，公布40名已归案“百名红通人员”后续情况，已宣判15名，作出不起诉决定2名，撤案1名，法院已受理但尚未宣判的9名，移送审查起诉或正在侦办的13名。

68.2017年6月20日，“百名红通人员”第22号、中国工商银行四川省分行沙河支行原信贷员袁梅到案。

6月27日，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简称中央追逃办）成立三周年。

三年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惩治腐败的“天罗地网”撒向全球，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工作高歌猛进，捷报频传——

截至2017年5月底，先后从90多个国家和地区追回外逃人员3051人，其中党员和国家工作人员541人、“百名红通人员”41人（截至目前），追回赃款90.98亿元人民币。

与此同时，新增外逃人员逐年大幅下降，从2014年的101人降至2015年的31人，再降至2016年的19人。

“让已经潜逃的无处藏身，让企图外逃的丢掉幻想。”三年弹指一挥间，局面已完全不同。

中央态度坚决，领导坚强有力：腐败分子即使逃到天涯海角，也要把他们追回来绳之以法

4月7日，美国佛罗里达州海湖庄园，举世瞩目的中美元首第二场正式会晤。

“中国正在全力反对腐败，希望美方在追逃追赃方面给予中方更多配合。”在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时，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郑重地说。特朗普表示，美方“支持中方追逃追赃方面的努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无论是出访，还是参加国际会议，习近平总书记旗帜鲜明，走到哪讲到哪，在重大外交活动中80余次就反腐败和追逃追赃发表重要论述，为追逃追赃工作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

党中央对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工作高度重视，将其作为全面从严治党、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和多次中央纪委全会，均对加强追逃追赃工作作出部署。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专门听取追逃追赃工作汇报，领导坚强有力。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腐败分子即使逃到天涯海角，也要把他们追回来绳之以法，五年、十年、二十年都要追，要切断腐败分子的后路。

他明确指出，要加大国际追逃追赃力度，加强防逃工作，布下天罗地网，决不能让腐败分子躲进“避罪天堂”、逍遥法外。

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多次主持召开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会议，要求把追逃追赃作为政治任务抓紧抓实。

根据中央要求和形势任务的需要，2014年6月，中央追逃办应时、应势而生，这个由中央纪委、最高法、最高检、外交部、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人民银行等８个与追逃追赃密切相关单位组成的机构，一举改变了过去“九龙治水”、责任不清、协调不力的局面，一个集中统一、高效顺畅的协调运作机制建立起来。

此后，在中央追逃办统筹协调下，红色通缉令头号嫌犯杨秀珠、2号嫌犯李华波、4号嫌犯黄玉荣、5号嫌犯闫永明等一大批潜逃已久的腐败分子被缉拿归案或投案自首，极大提振了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心。

“如果说在国内进行的打虎拍蝇，开辟了反腐败的第一战场的话，那么在境外全天候的追逃追赃，等于是成功地开辟了第二战场，两个战场密切联系、高效互动，我们才能真正构建一个对腐败现象零容忍、无禁区、无死角的制度环境和治理的土壤。”中央纪委驻中国社科院纪检组副组长高波说。

“从2014年的全面启动，到2015年的提速换挡，再到2016年的攻坚克难和现今的全面深化，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工作与时俱进，已经成为我国反腐败工作的一张重要名片。”中央追逃办相关负责人表示。

全国一盘棋、内外一张网：让腐败分子的外逃之路越走越窄、越走越绝望

“中国反腐部门曝光了22名中国逃亡海外的腐败分子行踪，其中5个就藏匿在我们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想知道住哪个城市哪条街？快看看，他是不是你的邻居。”加拿大温哥华一家媒体近日的一篇报道开篇如是说。当地有民众变身“朝阳群众”，主动检举“红通”人员藏身地。

4月27日，中央追逃办发布《关于部分外逃人员藏匿线索的公告》，曝光了22名外逃人员在海外可能藏匿的地址，引发全球网友广泛关注，包括温哥华民众在内的多个地区民众对此给予高度评价，认为这将有力震慑腐败分子，显示出中国政府反腐的坚强决心。

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中央追逃办“大招”频出，一系列的“组合拳”有效推动了追逃追赃工作向纵深发展——

2015年3月，在中央追逃办统筹协调下，“天网”行动拉开帷幕。

2015年4月，“天网”行动集中公布了针对100名涉嫌犯罪的外逃国家工作人员、重要腐败案件涉案人等人员的红色通缉令，加大全球追缉力度。

2016年4月，“天网2016”行动启动。

……

这一系列“大招”的背后，是我国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机制的强力支持。在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统一指挥下，中央追逃办统筹反腐败司法、执法、外交、反洗钱等各方面力量，整合国内外资源力量，进一步健全合成作战的体制机制，初步实现了“全国一盘棋、内外一张网”。

以“天网”行动为例，公安部“猎狐”、最高检职务犯罪国际追逃追赃、人民银行会同公安部打击利用离岸公司和地下钱庄向境外转移赃款、中组部会同公安部治理违规办理和持有因私出入境证照等专项行动，齐头并进、相互配合。

在地方层面，全国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也都成立了省一级追逃办，成员单位一般有8到12家。

从中央到地方，一套完整的追逃追赃协调机制逐步建立健全，大大提高了追逃防逃指挥协调力度，整合了资源，形成了合力。

为全面掌握外逃贪官的信息，中央追逃办编织了两张信息收集网，制定党员和国家工作人员外逃信息统计报告制度，从中央到县一级层层建立外逃人员数据库，及时更新、动态管理。同时，在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设立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举报平台，接受海内外公众对外逃贪官的举报线索，为开展追逃追赃工作提供有力支撑。

“纪检、组织、政法、外交、金融、立法等机关和部门，以及各省追逃办聚焦主责、相互补台、通力协作，初步形成‘上下畅通、左右互通、内外连通’的工作格局。”中央追逃办相关负责人表示。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深化国际合作，引领规则制定权

“要加强国际反腐合作，让‘一带一路’成为廉洁之路。”5月14日，习近平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发表主旨演讲时说。

国际追逃追赃，既是内政也是外交。三年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我国主动提出一系列反腐败国际合作倡议，呼吁构建国际反腐新秩序，要求一些国家不要成为腐败分子的“避罪天堂”。

2014年在北京举行的APEC峰会，通过了中国主导起草的《北京反腐败宣言》，更多地体现了中国主张，实现了历史性突破。2016年召开的G20杭州峰会，通过了《二十国集团反腐败追逃追赃高级原则》，开创性地提出了“零容忍、零漏洞、零障碍”理念，并在华设立二十国集团反腐败追逃追赃研究中心，体现了中国在反腐败问题上的坚定立场。

从《北京反腐败宣言》到《二十国集团反腐败追逃追赃高级原则》，再到让“一带一路”成为廉洁之路，一系列“中国方案”“中国主张”正引领国际反腐合作向纵深发展。中国的追逃追赃工作在国际上赢得了话语权和主动权。

“一段时间以来，国际上曾有一些国家在事实上成为外逃腐败分子的‘避罪天堂’，却又反过来质疑中国反腐败的决心和力度。从‘猎狐’行动到‘天网’行动，再到发布‘红色通缉令’对腐败分子进行追逃，我们在国际政治的道义制高点上占据绝对优势，而那些庇护外逃腐败分子的国家，则在道义上变得很狼狈。中国用实际行动向世界证明，一党执政依然可以建设清明政治，这大大提振了我们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中央纪委监察部特邀监察员窦灏洋说。

1月19日，中央纪委举行吹风会，向150位外宾介绍中央纪委七次全会精神，讲好中国的反腐故事。这是中央纪委深化反腐败国际合作的一次尝试，得到外方人员的高度评价。

目前，我国共对外缔结48项引渡条约和59项刑事司法协助类条约；参与了包括联合国、亚太经合组织、二十国集团和金砖国家在内的15个全球和区域反腐败多边机制。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我们进行的反腐败斗争，开展的国际追逃追赃，顺党心合民意，是正义之战，占领了道义制高点，为国际反腐败工作贡献了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越来越多的国家选择和我国合作，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的道路正越走越宽。”中央追逃办相关负责人表示。（记者李志勇）

6月27日，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成立三周年。四组数字意味深长。

——3和80，看中央决心。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工作，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3次听取专题汇报，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内国际近80次谈及反腐败国际合作和追逃追赃工作。

——41、3051和541，看显著成果。截至2017年5月31日，通过“天网行动”先后从90多个国家和地区追回外逃人员3051人，其中国家工作人员541人，追回赃款人民币90.98亿元。截至目前，“百名红通人员”到案41人。

——48、59和42，看国际合作。与法国、意大利等48个国家签署了引渡条约，与美加澳新等59个国家签订了刑事司法协助类条约，与美国等42个国家和地区签署金融情报交换合作协议。

——59和946，看艰巨任务。截至2017年3月31日，尚有涉嫌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的外逃出境的国家工作人员365人，失踪不知去向的国家工作人员581人，共计946人；尚未归案的59名“百名红通人员”中，藏匿在美加澳新四国的达51人。

四组沉甸甸的数字，勾勒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的图景，有收获，有汗水，有压力。洞察中央追逃办成立以来的工作，几条线路清晰可见。

一是上下左右联动，发挥制度优势。中央层面建立中央追逃办，集中纪检、审判、检务、外交、警务、司法、安全、金融等“优势兵力”，提高追逃效率；地方层面，全国31个省区市和新疆建设兵团都成立省级追逃办，挂牌督办“百名红通人员”案件。从中央到地方，从国内到国际，一个纵横交错、协调联动的全球一盘棋工作格局形成，追逃追赃取得政治、外交、反腐和社会综合效应，提高了党的威望，彰显了党的领导的制度优势。

二是“打虎拍蝇猎狐”，国内国际形成强大声势。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有腐必反、有贪必肃，对内“打虎”、“拍蝇”，对外“天网”、“猎狐”，使反腐败工作形成一个完整的闭合链条，营造了“天罗地网、无路可逃”的环境和氛围。反腐败工作成效让我们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尊重，占据道义制高点，增强国际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北京反腐败宣言》、《二十国集团反腐败追逃追赃高级原则》……主动提出一系列反腐败国际合作倡议，在国际舞台上讲述中国方案，引领构建国际反腐新秩序。

三是战略上讲定力，战术上讲实力。“5年、10年、20年都要追，尚有一人在逃，追逃决不停止。”追逃追赃，战略上讲的是“有逃必追、一追到底”的定力，打的是持久战，战术上讲的是实力，打的是攻坚战。突出重点，启动“天网”行动，公布“百名红通人员”名单，发布公告曝光22名外逃人员藏匿线索，公布已归案“百名红通人员”后续处理情况；手段丰富，国内堵、国外追，综合运用引渡、遣返、劝返、异地追诉等多种追逃手段，紧盯个案、重点突破，带动机制化建设……一场场硬仗、一块块硬骨头，追逃追赃工作不断积累成熟经验，总结战术打法，积小胜为大胜。

三年，不是终点，是新的起点。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永远在路上。(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 洪涛 李鹃)

编者按：2015年4月22日，我国集中公布“百名红通人员”名单。两年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统筹协调、周密安排，向全球撒下追逃追赃“天网”，截至目前“百名红通人员”已有40人到案。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在相关省区市追逃办的支持下，围绕部分归案的“百名红通人员”，采写系列追逃纪实，讲述追逃追赃过程中的故事与细节，带您了解成果背后的艰辛与汗水。

海外不是家 更不是避罪天堂

——湖南省追逃办劝返“百名红通人员”陈祎娟纪实

“又是九月九，重阳夜，难聚首，思乡的人儿，漂流在外头。又是九月九，愁更愁，情更忧，回家的打算，始终在心头。”这首歌，陈祎娟在英国的时候不敢听，怕勾起浓烈的乡愁。在首都机场刚下飞机时，她动情地说“回来的感觉真好！”

2016年1月14日，在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的统筹协调下，中国检察、外交、公安等部门及湖南省追逃办密切协作，成功规劝潜逃英国的“百名红通人员”陈祎娟回国投案自首。

涉嫌受贿犯罪 金蝉脱壳逃往英国

陈祎娟，1970年生，外逃前是云南省电力设计院员工，系天津移动公司原总经理权明富之妻，涉嫌利用影响力受贿。

2008年5月，陈祎娟丈夫权明富(另案被告人，已判刑)调任中国移动通信集团云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南移动公司”)总经理，2009年2月，本为中国移动湖南分公司综合部员工的陈祎娟随调云南省电力设计院工作。陈祎娟在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云南省分公司(以下简称“云南财产保险公司”)昆明市分公司担任业务员的同学朱某向陈祎娟请求帮助承接云南移动公司的保险业务。陈祎娟答应，并与朱某商定，朱某将保险业务提成收入的50%送给陈祎娟，钱直接交给陈祎娟的妹妹陈莉娟(另案被告人，已判刑)保管。陈祎娟将朱某的请托事项转达给丈夫权明富。2010年，在权明富的帮助下，朱某所在的云南财产保险公司中标云南移动公司保险业务。2011年至2012年，朱某先后从公司获得个人提成共计人民币(以下币种同)276.3万元。朱某每月收到保险费用提成，都将其中的一半以现金的形式交给陈莉娟，并事后告诉陈祎娟。2011年至2012年，通过上述方式，陈祎娟先后多次收受朱某保险提成款共计138万元。

湖南省追逃办相关负责人表示，“陈祎娟通过其担任云南移动公司总经理的丈夫权明富的职务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收受请托人财物，其行为构成利用影响力受贿罪。”

2013年4月2日，湖南省纪委正对权明富严重违纪一案进行查办，陈祎娟作为权明富系列受贿案的关键涉案人员，借着陪女儿读书的名义，金蝉脱壳从北京首都机场乘机逃往英国。

隐匿境外行踪 追逃工作困难重重

2013年4月12日，湖南省人民检察院将陈祎娟涉嫌受贿、洗钱犯罪的线索移交给湖南省益阳市人民检察院办理，4月23日，益阳市人民检察院对陈祎娟涉嫌受贿、洗钱罪立案侦查。9月10日，湖南省人民检察院以涉嫌受贿、洗钱罪对陈祎娟决定逮捕。同年12月3日，湖南省人民检察院请求最高检通过公安部对陈祎娟发布红色通缉令。

对陈祎娟的调查和抓捕工作，从一开始就困难重重，湖南省检察院在2013年4月对权明富启动调查时，就已将陈祎娟作为涉案人员进行基础信息摸排。但是此后一年多时间里，除了陈祎娟用十几个不同号码与其表姐有过联系之外，与国内其他人都没有联系。

2014年7月，国际刑警组织英国国家中心局通报我国，陈祎娟已被羁押于英国非法移民遣送中心。外逃一年后，陈祎娟的行踪终于浮出水面，湖南省检察院迅速准备遣返相关资料，通过最高检经外交部向英国方面送达了请求遣返陈祎娟回国的申请。但由于我国和英国存在引渡条约缺位的问题，事情的进展并不顺利。

据湖南省检察院相关负责人介绍，“遣返涉及英国的政治法律制度层面等问题，工作推进困难重重。”陈祎娟被羁押一个月以后，被英国非法移民遣送中心释放。

2015年，我国开展“天网”行动，公开曝光“百名红通人员”，陈祎娟被列为“百名红通人员”第15号。在中央追逃办和湖南省委反腐败协调小组的指挥下，湖南省追逃办将陈祎娟案件作为重点督办案件，分解任务，全力突破。湖南省检察机关专门成立追逃专案组，制定时间表和路线图，做好各项调查基础性工作。

然而，“百名红通人员”名单集中公布后，陈祎娟却音讯全无。

劝遣结合多措并举 外逃嫌疑人主动回国投案自首

掌握不了外逃人员的行踪，遣返工作步履维艰，面对诸多困境，专案组在中央追逃办的指导下，及时调整思路，借鉴境外追逃尤其是“百名红通人员”成功追逃的经验，确立了“劝返为主，遣返为辅”，两条路同步进行的新思路。

为确保劝返取得成效，专案组反复研究案情，确定劝返方案后，一方面请中央追逃办协调外交部了解陈祎娟在英国的基本信息，协调英国警方加快对陈祎娟的遣返，从而进一步压缩其境外生存空间，为劝返创造条件。

另一方面，积极筹划陈祎娟劝返工作，调动其亲戚、朋友及重要关系人积极“走出去”，确定其丈夫权明富为劝返第一人选。

在检察机关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劝说下，权明富反复权衡，答应想尽一切办法通过其家人和朋友打听陈祎娟的消息，尽最大努力规劝陈祎娟回国投案自首。

为了规劝妻子早日回国投案自首，权明富配合办案人员录制劝返视频，并写了规劝信，其律师也充分支持办案人员工作，并与陈祎娟表姐奔赴英国做劝返工作。

“如果主动回国投案自首，能否得到宽大处理。”联系上陈祎娟之后，她流露出这样的担忧。“外逃人员主动回国投案自首并如实交代罪行的将依法予以从宽处理，对外逃不归、逃避处罚的将一追到底并依法从严惩处。”据中央追逃办负责人介绍，这是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工作的一项重要政策。

为了彻底打消陈祎娟的思想顾虑，促使其早下决心回国投案自首，专案组一方面加强有关刑事处罚政策的沟通协调；另一方面，多次在电话里解释陈祎娟关心的所有问题，不厌其烦地宣讲法律、政策。办案人员、陈祎娟家属、律师三方面的思想工作，一步步化解了陈祎娟的心理顾虑。

与此同时，专案组重新清查陈祎娟所掌握的资金情况，依法冻结其在境内的所有涉案资金，进一步打压其境外生存空间，这为劝返工作提供了坚强助力。

此外，一大批外逃腐败分子相继归案的现实也不断瓦解着陈祎娟继续外逃的意志。2014年以来，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工作不断提速升级，党中央坚持“有逃必追、一追到底”，成立中央追逃办，编织全球反腐“天网”，重拳出击、收效明显，“百名红通人员”戴学民、李华波、黄玉荣等相继归案，这也让陈祎娟感受到党中央追逃追赃的坚定决心。

国内亲属不断呼唤感召，境外生存空间愈加狭窄，追逃追赃行动坚决果敢，陈祎娟最终选择回国投案自首。至此，“百名红通人员”第15号陈祎娟被成功劝返。

原标题：中国曝光22名“红通”外逃人员藏匿线索 10人或在美国

中新网北京4月28日电(记者 马学玲)27日，中央追逃办首次以公告形式，曝光“百名红通人员”中22名涉嫌职务犯罪和经济犯罪的外逃人员藏匿线索，其中包括备受舆论关注的河北省委原书记程维高之子程慕阳等，这在追逃追赃工作中尚属首次。

记者注意到，22名外逃人员中，逃往美国的最多，共计10人，逃亡加拿大、新西兰的次之。

资料来源：《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关于部分外逃人员藏匿线索的公告》

22名外逃人员老底被揭！

2015年4月22日，国际刑警组织中国国家中心局集中公布了针对100名涉嫌犯罪的外逃国家工作人员、重要腐败案件涉案人等人员的红色通缉令。这在中国尚属首次。

两年后，2017年4月27日，中央追逃办首次以公告形式，曝光“百名红通人员”中22名涉嫌职务犯罪和经济犯罪的外逃人员藏匿线索。这在追逃追赃工作中尚属首次。

事实上，尚未归案的“百名红通人员”仍有60人，为什么选择这22人公开其藏匿线索？国家预防腐败局副局长、中央纪委国际合作局局长刘建超表示，“这22人追逃难度相对较大，或者正处在关键环节需要进一步施压。”

长期关注并研究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工作的黄风，认为这22人中有些人已经在当地取得合法身份，对他们的追逃必须营造更强烈的国际合作氛围。

图片来源：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

中新网记者注意到，与两年前“百人红通令”公布“可能逃往国家和地区”相比较，今次这份公告进一步披露了外逃人员“目前可能居住地”，细化至具体街区，譬如程慕阳为“Oak Ridge Community, Vancouver,Canada”。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任建明指出，“此次曝光的信息详细到具体的国家、城市甚至是街区，可以让海外知情者有目的地关注，有效提高追逃追赃效率。”

“这些腐败分子外逃后，多混迹于当地华侨华人社区，严重损害我华侨华人勤劳正直、遵纪守法的良好形象，破坏当地治安稳定，干扰居民正常生活，成为社区污点。”中央追逃办在公告中呼吁，希望广大华侨华人和国际友人认清这些腐败分子的真实面目，不允许他们玷污华社和所在社区，让他们无处藏身，还当地一片净土。

图片来源：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

22人中，10人或藏身美国

中新网记者统计发现，此番被通报的22名外逃人员中，有两名女性，分别是南方证券公司广州分公司珠海景莲营业部原主任宣秀英、河北唐山豪门集团驻北京办事处原会计黄红(又名黄利)。

黄红的外逃时间最长，于1998年5月16日逃至美国。外逃时间最短的是任标，他是江苏大罗能源物资有限公司等多个单位原实际控制人，于2014年1月23日非法出境，辗转外逃至圣基茨和尼维斯。具体看，外逃1-5年的有6人，5-10年的有3人，10-15年的有7人，15-20年的6人，外逃10年以上的超过半数。

根据统计，其中10人“目前可能居住地”在美国，接近半数 ；5人在加拿大，4人在新西兰。此外，澳大利亚、英国、圣基茨和尼维斯各有一人。

图片来源：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

“这些腐败分子利用各国法律差异千方百计寻找栖身之地，破坏逃往国法治，危害逃往国安全稳定，挑战国际反腐败合作。”

为此，中央追逃办呼吁有关国家政府不以任何形式给腐败分子提供“避难所”，不给腐败资金转移提供便利条件，支持中国的反腐败行动。

“中国尊重各国法律，愿同有关国家积极协作配合。我们也敦促个别国家不要为获得经济利益，不顾当事人涉嫌腐败犯罪的性质，通过投资移民计划滥发护照签证，已经发放的应尽快吊销。”中央追逃办称。

资料图：2016年11月16日，潜逃海外13年之久的“百名红通人员”头号嫌犯杨秀珠回国投案自首。图片来源：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

“喊话”外逃人员：尽快回国投案自首

在这份公告中，中央追逃办还“喊话”外逃人员：“我们再次正告在逃犯罪人员，尽快回国投案自首，如实供述罪行，争取宽大处理。”

中新网记者注意到，“百名红通人员”已归案的40名嫌犯中，6人被缉捕，7人被遣返，2人死亡；25人经劝返回国投案自首，比例超6成。其中，潜逃海外13年之久的“百名红通人员”头号嫌犯杨秀珠就是此类。

中央追逃办在公告中强调，“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我们有决心有能力维护法律的权威与尊严，维护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坚决不允许侵害人民利益的腐败分子逍遥法外。”

图片来源：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

那么，这些外逃人员如何侵害人民利益？以此番被通报的22人为例，涉嫌受贿、贪污、挪用公款罪的占半数以上。

此前40名已到案的“百名红通人员”中，有19人涉嫌贪污，7人涉嫌受贿，另有诈骗和滥用职权等罪行。

“这些腐败分子大肆攫取巨额公共钱财，逃至境外逃避法律制裁，严重侵害人民利益，破坏政府公信力和法治，损害社会公平正义。”公告称。

资料图：中央追逃办里挂着的“全球通缉百名外逃人员”名单。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 肖磊涛 摄

将继续受理举报，通报更多外逃人员线索

近年来，中国官方不断加大追逃追赃力度。截至2017年3月31日，通过“天网行动”先后从90多个国家和地区追回外逃人员2873人，其中国家工作人员476人，“百名红通人员”40人(截至4月底)，追回赃款89.9亿元人民币。

不过，据统计，截至2017年3月31日，尚有涉嫌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的外逃出境的国家工作人员365人，失踪不知去向的国家工作人员581人，共计946人。

中央追逃办称，这些外逃人员有的在“红色通缉令”公布后变换身份、躲避追捕；有的深居简出、不再露面；有的投案犹豫、决心难下；有的执迷不悟、负隅顽抗。

为此，公告呼吁，希望广大人民群众积极行动起来，提供在逃人员线索，积极举报新逃人员，使外逃人员无处遁形

“我们将继续受理举报，并依法保护举报人权益。我们还将根据追逃追赃工作需要，通报更多外逃人员线索。”中央追逃办在这份公告中说。

中纪委网站撰文称，“天网”正越织越牢越织越密，再怎么处心积虑地逃窜，到头来只会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完)

新华社北京4月27日电 题：“红通”名单上的一个也跑不了

新华社记者 朱基钗

27日，中央追逃办发布《关于部分外逃人员藏匿线索的公告》，曝光了22名外逃人员在海外的“藏身之处”，精确到其目前可能居住的社区、街道。这是我国首次以公告的形式集中发布针对外逃人员的藏匿线索。

这22名外逃人员，均为两年前国际刑警组织中国国家中心局集中公布的“百名红通人员”中的在逃人员。两年时间，包括百名红通头号嫌犯杨秀珠在内的40人相继落网。我国反腐败追逃追赃力度之大、成效之明显有目共睹。

公告在这样的时间节点公布，特别是将包括外逃分子具体住址在内的信息以中英文的形式公开，释放出反腐到底、追逃务尽的强烈信号。

这22名外逃人员中，出逃时间最长的已将近20年，不少人以为持有多个护照、加入他国国籍，就可以逃之夭夭。其实不然！“红通”名单上的一个也跑不了！22条藏匿线索就是22张精准定位的“通缉令”，足以给这些在逃人员造成强大震慑，让他们成为惊弓之鸟、过街老鼠，惶惶不可终日，心理防线彻底崩溃。

敢于公布外逃者的具体藏匿地址，就不怕“打草惊蛇”。公告发出之后，这些外逃分子哪怕变换身份、狡兔三窟，也逃不过法网恢恢，躲不过反腐利剑。反腐是民心所向、民望所归。正如公告所言，广大人民群众积极行动起来，提供在逃人员线索，积极举报新逃人员，就能让外逃人员无以遁形。

公告是我国加强反腐败国际合作的一份公开呼吁书，意在汇聚国际社会更多力量，动员更多国际友人，加强合作，形成合力，织密打击腐败的天罗地网。公告的发布更是对外逃分子的最后通牒——丢掉幻想，尽快回国自首，如实供述罪行，争取宽大处理。

中新网北京4月28日电(记者 马学玲) 27日，中央追逃办首次以公告形式，曝光“百名红通人员”中22名涉嫌职务犯罪和经济犯罪的外逃人员藏匿线索，其中包括备受舆论关注的河北省委原书记程维高之子程慕阳等，这在追逃追赃工作中尚属首次。

记者注意到，22名外逃人员中，逃往美国的最多，共计10人，逃亡加拿大、新西兰的次之。

22名外逃人员老底被揭！

2015年4月22日，国际刑警组织中国国家中心局集中公布了针对100名涉嫌犯罪的外逃国家工作人员、重要腐败案件涉案人等人员的红色通缉令。这在中国尚属首次。

两年后，2017年4月27日，中央追逃办首次以公告形式，曝光“百名红通人员”中22名涉嫌职务犯罪和经济犯罪的外逃人员藏匿线索。这在追逃追赃工作中尚属首次。

事实上，尚未归案的“百名红通人员”仍有60人，为什么选择这22人公开其藏匿线索？国家预防腐败局副局长、中央纪委国际合作局局长刘建超表示，“这22人追逃难度相对较大，或者正处在关键环节需要进一步施压。”

长期关注并研究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工作的黄风，认为这22人中有些人已经在当地取得合法身份，对他们的追逃必须营造更强烈的国际合作氛围。

中新网记者注意到，与两年前“百人红通令”公布“可能逃往国家和地区”相比较，今次这份公告进一步披露了外逃人员“目前可能居住地”，细化至具体街区，譬如程慕阳为“Oak Ridge Community, Vancouver,Canada”。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任建明指出，“此次曝光的信息详细到具体的国家、城市甚至是街区，可以让海外知情者有目的地关注，有效提高追逃追赃效率。”

“这些腐败分子外逃后，多混迹于当地华侨华人社区，严重损害我华侨华人勤劳正直、遵纪守法的良好形象，破坏当地治安稳定，干扰居民正常生活，成为社区污点。”中央追逃办在公告中呼吁，希望广大华侨华人和国际友人认清这些腐败分子的真实面目，不允许他们玷污华社和所在社区，让他们无处藏身，还当地一片净土。

22人中，10人或藏身美国

中新网记者统计发现，此番被通报的22名外逃人员中，有两名女性，分别是南方证券公司广州分公司珠海景莲营业部原主任宣秀英、河北唐山豪门集团驻北京办事处原会计黄红(又名黄利)。

黄红的外逃时间最长，于1998年5月16日逃至美国。外逃时间最短的是任标，他是江苏大罗能源物资有限公司等多个单位原实际控制人，于2014年1月23日非法出境，辗转外逃至圣基茨和尼维斯。具体看，外逃1-5年的有6人，5-10年的有3人，10-15年的有7人，15-20年的6人，外逃10年以上的超过半数。

根据统计，其中10人“目前可能居住地”在美国，接近半数；5人在加拿大，4人在新西兰。此外，澳大利亚、英国、圣基茨和尼维斯各有一人。

“这些腐败分子利用各国法律差异千方百计寻找栖身之地，破坏逃往国法治，危害逃往国安全稳定，挑战国际反腐败合作。”

为此，中央追逃办呼吁有关国家政府不以任何形式给腐败分子提供“避难所”，不给腐败资金转移提供便利条件，支持中国的反腐败行动。

“中国尊重各国法律，愿同有关国家积极协作配合。我们也敦促个别国家不要为获得经济利益，不顾当事人涉嫌腐败犯罪的性质，通过投资移民计划滥发护照签证，已经发放的应尽快吊销。”中央追逃办称。

“喊话”外逃人员：尽快回国投案自首

在这份公告中，中央追逃办还“喊话”外逃人员：“我们再次正告在逃犯罪人员，尽快回国投案自首，如实供述罪行，争取宽大处理。”

中新网记者注意到，“百名红通人员”已归案的40名嫌犯中，6人被缉捕，7人被遣返，2人死亡；25人经劝返回国投案自首，比例超6成。其中，潜逃海外13年之久的“百名红通人员”头号嫌犯杨秀珠就是此类。

中央追逃办在公告中强调，“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我们有决心有能力维护法律的权威与尊严，维护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坚决不允许侵害人民利益的腐败分子逍遥法外。”

那么，这些外逃人员如何侵害人民利益？以此番被通报的22人为例，涉嫌受贿、贪污、挪用公款罪的占半数以上。

此前40名已到案的“百名红通人员”中，有19人涉嫌贪污，7人涉嫌受贿，另有诈骗和滥用职权等罪行。

“这些腐败分子大肆攫取巨额公共钱财，逃至境外逃避法律制裁，严重侵害人民利益，破坏政府公信力和法治，损害社会公平正义。”公告称。

将继续受理举报，通报更多外逃人员线索

近年来，中国官方不断加大追逃追赃力度。截至2017年3月31日，通过“天网行动”先后从90多个国家和地区追回外逃人员2873人，其中国家工作人员476人，“百名红通人员”40人(截至4月底)，追回赃款89.9亿元人民币。

不过，据统计，截至2017年3月31日，尚有涉嫌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的外逃出境的国家工作人员365人，失踪不知去向的国家工作人员581人，共计946人。

中央追逃办称，这些外逃人员有的在“红色通缉令”公布后变换身份、躲避追捕；有的深居简出、不再露面；有的投案犹豫、决心难下；有的执迷不悟、负隅顽抗。

为此，公告呼吁，希望广大人民群众积极行动起来，提供在逃人员线索，积极举报新逃人员，使外逃人员无处遁形

“我们将继续受理举报，并依法保护举报人权益。我们还将根据追逃追赃工作需要，通报更多外逃人员线索。”中央追逃办在这份公告中说。

中纪委网站撰文称，“天网”正越织越牢越织越密，再怎么处心积虑地逃窜，到头来只会是竹篮打水一场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