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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出台“八项规定”已经一年多,逢年过节送礼、迎来送往等不良现象的确少了,干部下基层的多了,老百姓也看到了中央整肃不正之风的决心和实际行动。但是在春节期间,个别地方的一些单位、个人仍然存在迎来送往情况,只不过形式更加隐蔽,其中借着过年,去拜访一下领导,临走时给孩子包个红包、留下压岁钱,似乎大家也都心知肚明。

春节送红包,本来是图个吉利、皆大欢喜的事儿,但在中央“八项规定”、反对“四风”、严禁公款送节礼等禁令要求下,很多送礼人表示,拎着大包小包去领导家,不但会被拒之门外,还会被埋怨不懂事,而给领导干部的孩子发红包,就成了新的送礼突破口。这个春节,如何给领导孩子送红包成了不少人心里的一个“疙瘩”。而“春节送红包”,也演变为春节期间一些人打着“人情往来”幌子行贿受贿的新变种。

中央禁令明确要求领导干部不得收受礼金礼品等节礼,但是,在有些想讨领导欢心的人看来,禁令没说不让孩子收红包,这样给出去,领导收了最好,不收大家也没压力。现在大的风气是好了很多,打电话预约上门拜年、请吃饭等,不是特别亲密的关系,领导往往很客气,“十动然拒”的很多。但如果说是给孩子们带点文具,并顺便给孩子包个“红包”啥的,领导恐怕说不出反对的理由。因此,在中央接二连三的禁令下,某些领导往往心安理得地“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其实,无论是给领导本人送礼,还是给领导的孩子包“红包”,其本质都一样,都是看重了对方手中的权力,也都是在趋炎附势。送礼人为了“产生效果”而送红包,送少了不如不送,于是“红包”越包越大。而领导干部默许了孩子收红包,也就相当于默认了自己收礼,久而久之,便会放松警惕、借权腐败了。

令行禁止,是党员干部的基本素质要求。而有些领导干部在执行中央禁令、地方规定的时候,常常很知道变通,很善于钻政策的空子。就拿“春节送红包”来说,有些领导也并不是不清楚这其实就是变相行贿受贿的行为。但,他们常常能够自我安慰,认为毕竟有关禁令没有明确将其列入,也就听之任之,或者故意装作“不知情”、“不过问”。另外,一些人心存侥幸,也会让“春节送红包”“顺理成章”。

党要管党,首先是管好干部;从严治党,关键是从严治吏。要把从严管理干部贯彻落实到干部队伍建设全过程,坚持从严教育、从严管理、从严监督,让每一个干部都深刻懂得,当干部就必须付出更多辛劳、接受更严格的约束。春节期间,一些不正之风、腐败现象往往会有所抬头。节日反腐,只有新起点,没有终点站。一方面,要继续坚持“抓大不放小”,牢牢抓住各个重要时间节点,从小处着眼,从细节入手,一着不让、一招不松。另一方面,要抓紧完善完备各项管理制度,不给领导干部有任何借权腐败的机会。就拿“春节送红包”来说,最好出个规定,领导子女不许收超过多少数额的红包,否则视同受贿,从而坚决刹住这股歪风。

干部带头,万事不愁。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要强化带头意识,时时处处严要求、作表率、树形象。风正好扬帆;带头移风易俗,倡导和弘扬清风正气。“春节送红包”作为一种民间习俗,本来就带有某种程度的攀比之风、奢靡之气,如果不能正确引导,将不利于下一代健康成长。而给领导干部的孩子“春节送红包”更是变了味的“人情往来”,作为领导干部,必须坚决予以抵制。

春节送红包,图个吉利、欢喜,但记者采访发现,很多送礼人表示,拎着大包小包去领导家,不但会被拒之门外,还会被埋怨不懂事,而给领导的孩子发红包,成了个别人新的送礼突破口。多位向领导家孩子送红包的人士反映,现在大的风气是好了很多,打电话预约上门拜年、请吃饭等,不是特别亲密的关系,领导往往拒绝。但若说是给孩子们带点文具,领导往往不会反对。(2月7日 人民网)

“年关”之际是“廉关”,“年节”之际要“廉洁”。随着十八大以来的廉政新风,全国上下吃喝送往之习得到很大程度的遏制,不少公务员表示没有了请送的叨扰,终于度过了一个省心不累的新年。

但是那些仍惦记官员手中的权力的人士,在这节庆的日子绞尽脑汁,为自己的快捷便利行事而找着新的突破口。严令之下,领导不敢收,那领导的亲属路线是要走一走的,此时领导的孩子就成了那些送礼者的公关对象。

红包不仅是传统好礼,更是人情大礼。给领导孩子送了红包,就将人情装进了红包之中,这样一来,送礼者既达到了目的,领导又没违返规定,领导孩子也会开心乐意。的确,规定没有不让领导亲属收红包,这样的送礼,即便是领导没有收,但也会看到眼里、记在心里,双方都心领神会,没有压力。

走领导亲属路线,表面上是正常人情交往,实则是送礼者的“曲线”行贿,在新形势下以零散、积少成多的方式“放长线钓大鱼”。比起传统的直接行贿,这样的亲属路线更具隐蔽性、迷惑性,对领导干部更具攻击力和杀伤力。不断落马的那些官员,最初都是在各种各样的小收少收的诱使下,以为平安无事到心安理得收受礼物,最终走向了大拿大贪的罪恶深渊。

春节本是亲朋好友团圆的好时机,祥和安乐是这个佳节的本有特点,而借机公关领导亲属成了春节的又一“风景”。领导孩子也是普通一人,却在春节成了送礼的公关对象,成了领导和家人贪腐的源泉,这怕是我们传统佳节悲哀的一面了。

在腐败面前,我们坚决表以“零容忍”的态度。随着中央的禁令不断出台,手握实权的领导干部若不做到廉洁自律,若不做到警钟长鸣,将难以和腐败说再见。因此,领导干部要从自身做起,从身边做起,加强自身职业道德素质建设,不让惦记权力幻求便利的送礼者走各种送礼路线。这样,才能让送礼者无处可走,才能让自己和家人平安幸福一生,才能彰显领导干部队伍的先进性、纯洁性。

中央出台八项规定已经一年多,逢年过节送礼、迎来送往等不良现象的确少了,干部下基层的多了,老百姓也看到了中央整肃不正之风的决心和实际行动。但是记者在春节期间调查发现,个别地方的一些单位、个人仍然存在迎来送往情况,只不过形式更加隐蔽。某县一家农用机械配件生产商告诉记者,现在送土特产太显眼。这个春节,他直接送现金,领导送1000元,普通公务员送300—800元不等。“借着过年,去拜访一下领导,临走时给孩子留下压岁钱,大家也都心知肚明。”(人民网)

领导收礼和领导孩子收礼有区别吗?我认为没有本质区别,无非是找了个好听的理由而已。那为什么领导收了礼就要收处罚,而领导孩子收了礼,就不受处罚了呢?这的确是制度上的漏洞。

但根本的问题还不在于制度上的漏洞,制度再多,总归要挂一漏万。比如,你规定不准领导孩子收礼,那送给领导父母、兄弟又怎么处理呢?又或者以打麻将娱乐的方式,输上个几百一千,又怎么处理呢?

我认为,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送礼的人有求于于领导,而领导的权力又可以为送礼的人带来实惠,从而形成一种权钱交易。

“不给好处不办事,给了好处乱办事。”这两句话已经广泛流行很久了。只有根治这种顽症,才能真正刹住送礼歪风。当前,特别重要的是把权力关进笼子里,让“收了好处也乱办不成事,不给好处也必须办成事”成为一种常态。到那时,领导的孩子可不可以收礼就不再那么纠结。

春节,长辈们都要给孩子们“压岁钱”,意为“压祟”,祈愿孩子们在新的一年里平平安安,健康成长,这是流传已久的过年习俗,充满了温情和爱意。

然而,在八项规定等改进作风、严查腐败的高压禁令下,送礼者不敢大摇大摆地给在位掌权者送了,而领导们也不敢大大方方地收了,而给领导干部的孩子发“压岁钱”,往往也就笑纳了。正因为禁令 “管”不了孩子,“压岁钱”,就成为了高压下的送礼突破口,更成为了权钱交易隐蔽的途径。

在目前各项禁令规定的层层施压下,的确没有比“压岁钱”更堂而皇之的理由、更能够掩人耳目的借口了。一些人自以为聪明,钻了制度的空子,将送礼的对象转移到领导的孩子身上,送上了变质了的“压岁钱”,目的不再是单纯的祝福纳祥,而是为求得领导干部为其谋一己之私。而一些权力在握的领导干部,“心知肚明”这“压岁钱”游走在禁令之外,自然心照不宣。

“压岁钱”,是中国的传统民俗,因此,更容易被腐败当成掩人耳目的外衣。而考虑到其的传统意义,也不可能单纯武断地直接进行限制。如何才能保证“压岁钱”这个传统民俗的纯真含义,又杜绝其成为权钱交易、私相授受的载体,还要多方面考虑。

要进一步加强禁令的涵盖范围,如同规定领导干部的办公用房面积一样,给领导干部的子女孙辈们收受压岁钱定一个“上限”,给送收双方的关系定一个范围,比如仅能是无权钱利益关系的亲朋好友,超出了这个“上限”或这个关系范围,就以违规行贿论处,相信对利用“压岁钱”暗度陈仓的行为,又是强有力的约束和打击。

要进一步健全监督机制,让全社会都参与到对领导干部的监督,对社会人士的监督,让大家的交往都在阳光下进行。

要进一步加强党风廉政教育,让领导干部从心底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以“公仆”意识看待身居的职务和手中的权力,而从根本上阻断形形色色腐败的入口。

只有领导干部以身作则,在年关把好“廉关”,让“压岁钱”回归祝福纳祥的本意,别让变质了的“压岁钱”压垮了清风正气。

春节送红包,本来是图个吉利、皆大欢喜的事儿,但记者采访发现,很多送礼人表示,拎着大包小包去领导家,不但会被拒之门外,还会被埋怨不懂事,而给领导干部的孩子发红包,就成了新的送礼突破口。这个春节,如何给领导孩子送红包成了不少人心里的一个“疙瘩”。(2月5日《新华网》)

把年俗礼节当成“挡箭牌”,挂着“压岁钱”的羊头,卖的却是“行贿”的狗肉。这种自以为“不显山不露水”的拉拢腐蚀,看似“聪明”,其实是一种“幼稚”。

说其“聪明”,是因为这些人极具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曲线智慧”,在各项“规定”、“禁令”接通“高压电”后,他们动起歪脑筋,用“压岁钱”变相行贿,企图逃过政策和法律的追究。殊不知,这种“聪明”是以身试法的“危险动作”,也是掩耳盗铃的“自我安慰”。

所以说,“压岁钱”行贿是“聪明”中的“幼稚”。一些人热衷于给领导干部的小孩送“压岁钱”,其实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意在谋取私利,而一些官员则在“糖衣炮弹”面前动摇了立场,成为送钱者的“俘虏”,并且逐渐从“量变到质变”,陷入犯罪的泥潭,这真是“聪明反被聪明误”。

“千里之堤,溃于蚁穴”。给领导孩子发红包,虽然不属于“禁令”之列,却是实实在在的“行贿”,是腐败。变了味儿的“压岁钱”一收,便悄然打开了贪欲之门,“小孔”会渐成“大洞”。因此,对“压岁钱”之类的贿赂,要保持高度警觉,切实做到防微杜渐,严防行贿者乘虚而入。

压岁钱是“腐败变种”,“禁令”一时难以覆盖,这就需要通过严密的监督来弥补“漏洞”。诚然,行贿一旦穿上“压岁钱”的“马甲”,确实存在一定隐蔽性和反侦察性,所以纪检部门要见微知著,明察秋毫。相信在火眼晶晶的“监督”下,一旦有人用“压岁钱”变相行贿,不用等到秋后算账,恐怕正月十五还没过,就上了中纪委的“曝光台”了。

当然除了加强监督外,“禁令”也需要“打补丁”,适应更新的“腐败病毒”,进行“廉政防火墙”的“升级”。比如将“严禁给领导干部子女送压岁钱”写进“第九项禁令”,或者设置“红包”上限,超出界限的以“行贿”论处等等,从而发挥“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的制约作用。

“百十钱穿彩线长,分来角枕自收藏,商量爆竹锡萧价,添得娇儿一夜忙”,这是清代诗人描绘儿童得到“压岁钱”时的喜悦心情。如今,有的“压岁钱”已然变味,而要想“返璞归真”,就必须通过教育、监督、制度完善,去除“压岁钱”的“铜臭味”,让年俗礼节和官场风气回归“原生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