壮丽70年 奋斗新时代

昨晚，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联播》报道

福建：以创新为引擎 促进高质量发展

东南网7月29日讯（福建日报记者） 昨晚，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联播》报道：福建省以创新驱动为引擎，补足新兴产业链条，壮大产业集群，促进高质量发展。今年上半年全省经济发展呈现良好态势。全省生产总值达16640.15亿元，同比增长8.1%，位居全国前列。

报道说，6月28日，上汽宁德基地下线了第一台通线车。上汽宁德基地项目一期计划今年10月正式投产，重点发展新能源汽车，加上配套项目，全部投产后可新增年产值500亿至600亿元。

为支持企业创新发展，福建推出了《关于进一步推进创新驱动发展的七条措施》，企业加大研发有最高500万元的奖励；同时福建设立企业技术改造投资基金，为先进制造业企业提供投融资服务，今年投放规模达120亿元。

福建还不断优化营商环境，完善配套服务。推行项目联审联批、边审边批，压缩一半以上审批时间。今年以来，福建对接签约民营企业产业项目已达近1800项，已培育形成集成电路和光电、高端装备等16个工业和信息化千亿产业集群。

东南网7月24日讯（福建日报记者 卞军凯 段金柱 通讯员 毛晨熙）

盛夏时节，位于福清市海口镇岑兜村的三华农场里稻浪阵阵。站在高处俯视稻田，用特殊稻谷品种培育而成的“两岸一家亲”五个大字格外醒目。

融合两岸亲情于广袤田野、为合作开辟“试验田”，是三华农场从上世纪90年代建立之初就开启的新探索。从最初单纯引进台湾养鳗人才，到引种台湾优质水果、借鉴台湾精致农业发展经验，进而成为福清国家级台湾农民创业园核心区、台农台青登陆的新家园，三华农场一次次华丽转身，在福清为两岸融合搭建起一片新平台。

新平台共筑合作家园

三华农场起步早，从上世纪90年代起，就成为福清鳗鱼养殖行业领跑者。彼时，农场里开始活跃着来自台湾的身影。

“农场引进的台湾技术人员，在水产养殖方面发挥技术优势和管理经验，帮助三华的鳗鱼养殖产业迅速发展壮大，在2000年就打造出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福建三华农业有限公司总经理许璐说。

近年来，随着鳗鱼养殖产业从沿海向内陆转移，三华农场开始从养殖向养殖种植并重转型。沧海变桑田，台湾技术人员的身影依然活跃。

许璐介绍，三华农场建成面积4380亩，已有2280亩从养殖盐碱地变成肥沃种植区。为提升土地产出率，农场选择的种植品种，是来自台湾的黄金百香果等高附加值水果。“目前，长期在农场就业的台湾技术人员有3名，帮我们种好台湾水果。”许璐说。

来自台湾的钟凤兰，曾在台湾影视圈担任造型师。如今，她在三华农场找到事业新支点。“这里有很好的发展机会，我主要负责‘以台引台’，为农场对接台湾人才、引进合作团队。”钟凤兰说。

数千亩农场为两岸同胞搭建起合作创业新平台。“三华农场正在从生产型向平台型升级，特别是2017年被确定为国家级福清台湾农民创业园三华园区后，对台合作更加密切，目前已入驻涉台企业4家，每年举办各级各类涉台、涉外交流50余场。”许璐说。

台湾青年钟斌，与福建三华农业有限公司合资成立福清稻香村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担任合资企业董事长。“企业主要致力于台湾精致农业的引进和发展，打造海峡两岸农业种植实体、涉农服务及农业电商等融合为一体的农业发展平台。”钟斌说。

新理念激活创意农业

优秀的台湾经营人才、先进的台湾精致农业理念，正在三华农场孕育新丰收。

一架精美的钢琴，架在金色的稻田中，身着洁白色演出服装的合唱团，在稻田间的木栈道上翩翩起舞、放声合唱，一曲《我们的田野》久久回荡……金色与白色碰撞，吸引许多游客驻足观看。

这样富有文艺气息的场景，并不是影视剧脚本，而是在三华农场里真实上演的音乐会。2017年夏天，由福清市委宣传部主办的“六月天·融情夏意文艺季”系列活动在福清台创园三华园区开幕，福清市教育局侨乡少儿合唱团用一场稻田音乐会，为市民和游客带来文艺与农业交融的旅游新体验。

“让农场变得有创意、有乐趣、有亮点，从农业延伸到文创、旅游等三产业态，已形成重要的市场竞争力。”钟斌说，去年，三华农场接待游客超过4万人次。

稻香村公司连续两年播种的“艺术稻田”，成为很多游客必来“打卡”的网红。

去年4月，稻田里长出“福清”两个大字，一炮打响；今年春天，这片稻田铺开新画卷，红棕色的“两岸一家亲”五个大字跃然“纸”上，吸引众多航拍爱好者到来。

三华农场是福建省农科院科技示范基地，双方已建立长期合作关系。据省农科院科技特派员陈钟佃介绍，“艺术稻田”创作是三华农场与稻香村公司合作的成果，整个稻田艺术作品占地面积30亩左右，在省农科院谢华安院士团队指导下，采用北斗导航精准定位，选用彩色水稻结合人工种植而成，是“文创+精致农业”的一次新探索。

钟斌表示，“艺术稻田”是稻香村公司打造企业文化品牌、推动精致农业发展迈出的一小步。2019年，稻香村公司将与三华农场加强合作，围绕一二三产融合发展这一课题，继续发展特色现代农业，延长产业链、发力多元化，主要在休闲农业等方面实现突破。

新探索助力乡村振兴

两岸合作密切、“台味”浓厚的三华农场，在乡村振兴实践中跑出新路。

沿着田间小路，穿行于农场中，就像走进了农业大观园：3000多亩盐碱地里，台湾芭乐、火龙果等农产品长势喜人；2000多亩滩涂上，海蛏、大虾等海产养殖品种迎来大丰收；配套养殖的鸡鸭等家禽，通过订单式生产等方式获得良好效益……

截至目前，三华农场共有5个水果、蔬菜产品获得绿色（A）食品认证，取得多项技术发明专利，年完成总产值1亿余元。

光是农业生产一项，就能在带动农户方面表现出强劲动力——农场以“公司+农户”等方式，通过土地流转、订单合作等模式，有效带动周边3000余户农民增收。目前，整个农场共有职工526人，其中季节性临时用工460余人，全部为周边村庄的富余劳动力，这些临时农业工人人均年收入在4.2万元左右。

新理念、新技术，同一片农田，换来更高的收获。陈钟佃介绍，在水稻种植方面，三华农场已建成福清市首家全程机械化育插秧中心，并使用有机肥生态种植优质稻米，2018年新引进的早稻亩产达650公斤左右，每亩产值在1600元以上，比传统种植的老品种每亩产值增加500至600元。

许璐介绍说，着眼于乡村振兴战略，三华农场已在原有两岸合作基础上，进行总体规划，将投资建设“福清海丝东方田园养生度假区”，筹建稻香小院、农耕基地认领等生态建设项目，实现农业产业转型升级。目前，该项目已被列为福建省“乡村振兴重点项目”。

福清市领导表示，以三华农场为代表，福清正积极引导台创园区台农台商与当地群众联手发展种植养殖业，通过引进台湾优秀人才、优良品种、先进技术、发展理念，在示范引领的基础上进行推广，带动乡村现代农业发展，助力乡村振兴。

首批退出23个省级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的泰宁，针对帮扶贫困户产业措施单一、村集体收入低等薄弱环节，建立完善长效机制巩固提升脱贫成果

摘帽奔小康 脱贫再出发

东南网7月23日讯 （福建日报记者 黄琳斌 通讯员 邱灿旺）近日，记者来到泰宁县朱口镇渠高村，只见47岁的脱贫户叶长辉正在田野放鸭子。“过去，我家庭收入主要靠种十几亩田、养一点鱼，再打零工维持。虽然脱贫了，但全家五口只靠我一人赚钱，就想再养一点鸡鸭。去年，政府按每只30元标准，给我补助1万元。有了政府支持，我才有办法养起来，现在这群鸭子有300多只。我还想明年能不能种一点药材。”叶长辉说。

据了解，叶长辉一家2014年被列为省定贫困户，2017年脱贫。为防止他返贫，镇村干部多次和他讨论发展新项目。大家认为，养点鸡鸭比较符合实际，于是为他申请产业扶贫发展资金，镇里农技人员经常帮他解决一些养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2013年，泰宁被列为省级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经干部群众艰苦努力，至2017年底，全县建档立卡的贫困村、贫困户全部脱贫。对像叶长辉这样的脱贫户帮扶，正是泰宁脱贫后持续发力的一个缩影。

加强村集体体增收，让村民有靠山

去年底，省政府通过考核评估，同意泰宁第一批退出省级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行列。“省里评估检查时指出，我县存在两个薄弱环节，一是对有些贫困户的产业帮扶措施不够多样，二是部分村村集体自有收入低于5万元。我们认为，摘帽不是扶贫工作的终点，而是新的起点。今年2月，我县出台《关于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的十条意见》，努力查找薄弱环节，有效防止边脱贫边返贫，确保明年与全省同步进入全面小康社会。”副县长黎辉平说。

记者在渠高村新落成的村民文化活动中心看到，白墙灰檐的主体建筑已落成，工人们正忙着进行内部装修。省委宣传部下派驻村第一书记陈海涛告诉记者，渠高村是革命老区村，2017年虽然脱贫了，但因村级集体经济主要靠小水电站，当年收入仅4万多元。老村部是危房，现村两委暂租在小学办公，村里没有文化活动中心和老人活动场所。

“去年，我们以村集体出资、脱贫户入股模式，成立养殖专业合作社，挖了11个鱼塘，投放约8万尾鱼苗，每年有望带来几万元收入。同时，我们将省级扶持村级集体经济发展试点资金，投资县里的辉弘公司，去年收入1.3万元，今年收入应该可以翻番。上级补助资金30万元建造的光伏项目已发电并网，村集体每年能增收3万元。我们还打算和其他几个村一起，联合在龙湖工业园盖厂房出租，每年租金收入保底1万元，现在这个项目已在招标。经大家一起努力，去年我们村集体收入突破10万元。”

记者来到叶长辉家，他妻子正在水龙头下洗菜。叶长辉指着流淌的清水说：“过去我们这个小组有两个难，喝水难、出门难。我们喝的是山泉水，因为没有过滤就拿来用，一下雨水就变黄。去年村里找了更好的水源地，建水泥蓄水池，将自来水管通接到每家每户，现在不怕下雨了。还有你们刚才走进来的水泥路，是连接杨家坊小组的，有3.5米宽。过去路只有2.5米宽，只够一辆车过，去年拓宽了，现在好走多了。”

2017年脱贫后，泰宁努力加强村集体增收。去年出台《关于深化“春风”工程三年（2018—2020年）攻坚行动的意见》，计划三年内全面消除自有村集体收入不足5万元的薄弱村，其中一个重点就是建立管用、稳定的长效增收机制。比如，县里成立辉弘扶贫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统一运作省里下发的扶持村级集体经济发展试点资金，投入购买店面、入股县城投公司等收入比较稳定的领域，实行保底收益，每年按各村入股本金年收益的5%返还各村。

增加增收项目，让脱贫户有底气

为确保脱贫户稳定长效增收，对有劳动能力的脱贫户，泰宁因地制宜、因户施策，确保脱贫户有两个以上的增收项目。依托旅游产业、传统农业、光伏项目等，增加其产业性收入；优先安排脱贫户从事生态护林员、河道专管员等公益性岗位，增加工资性收入；引导脱贫户以补助资金、土地、山场等资源，入股项目开发，享受长期稳定分红收益，增加资产性收入。

在朱口镇音山村的果桑基地，几名农民正在田里采摘桑葚。龚氏中药材生物科技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公司专门开发药用昆虫，是省里唯一一家能够自主成批生产僵蚕的企业。目前已在泰宁建立400亩果桑基地，主要生产销售僵蚕、桑螵蛸，也卖桑葚果及桑葚酒等深加工产品。

这位负责人表示，他刚被列入县里的致富带头人及创业农户培训计划，公司的果桑基地也是一个教学点。目前公司已挂钩朱口等几个乡镇的30多位脱贫户，带领他们学习技术、稳定增收。脱贫户利用政府发放的5000元产业发展资金，购买公司5亩果桑田，采收桑葚、养殖僵蚕，公司提供全程保姆式服务，统一收购产品。今年计划带动农户100户，发展桑葚种植1000亩。黎辉平说，这个培训计划是泰宁保障脱贫户长期稳定增收的一个举措。从5月开始，计划培训致富带头人8人、创业农户70人。通过一名致富带头人帮带若干脱贫户的办法，实现共赢。

据悉，去年泰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约1.57万元，同比增长9.4%，连续两年超过全省平均增幅。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每人每年6144元，高于省定和国家扶贫标准。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达99.99%，高于省、市下达的目标任务。

寿宁从治山、治水、治村入手，让山水恢复美丽容颜——

“三治”，治出好生态

东南网7月22日讯（福建日报记者 庄严 通讯员 吴通华）

盛夏寿宁，风光旖旎。驱车行进在绿树成荫的县道上，不时可以看见山麂、松鼠在林中跳跃嬉戏，白鹇、山鸡在溪谷间觅食，远方的村舍掩映在绿树丛中，晶莹的溪水穿村而过，犹如置身一条景色怡人的观光带。

1986年，寿宁县被国家列入南方6省12县“以工代赈”治理水土流失受援县，生态状况得到持续改善。2012年，水土流失卫星遥感数据表明，寿宁县水土流失面积有180.16平方公里，仍被列为福建省22个水土流失综合治理(Ⅱ类)重点县。事实表明，要彻底治理水土流失，山、水以及坐落其间的村庄，缺一不可。为此，寿宁县决定举全县之力，从治山、治水、治村入手，让家园的山更青水更绿。

治山，森林覆盖率达74.8%

寿宁县位于赛江上游，境内沟壑纵横，表层红黄壤干时坚硬、湿时黏韧，保水性能弱。每逢暴雨，山上激流夹带泥土、沙石冲毁田园、淹没农地。

在武曲镇龙虎山茶场，这个曾经因开发造成的水土流失严重的茶园，如今绿树成荫，成为“头戴帽、腰扎带、脚穿靴”的综合治理示范区。

清源镇桃仔湾油茶园水土流失治理点，油茶园周边种植桂花树、杜英、樟木，边坡、地头上种植马鞭草、百喜草、宽叶雀稗草，抬头远眺，油茶园如同镶嵌一个“绿色花边”。在农业综合开发过程中，寿宁县在保护中开发、在开发中保护，对轻、中度水土流失林地采取依靠自然修复功能的封禁治理措施。

上世纪80年代中期，寿宁县制定《“以工代赈”治理水土流失规划》。规划以流域为单元，将全县分为三个水土保持区，分期分批实施治理，对轻度、中度、强度流失区域分别采取不同的措施。治理中采取植树与种草相结合的办法，长期的以林为主，中期的以茶、果为主，短期的在园内套种农作物，效果显著。

“进则全胜，不进则退。”从2012年开始，寿宁县治坡与治水同步进行，治理与开发利用并举，走经济效益与生态、社会效益相互协调、同步发展的路子。对农业开垦工程建设造成的水土流失，采取“村集体提供山权+公司+联户承包”“责任人+业主”“公司+农户联营+政府补助”等多种模式开展水土流失综合治理。第一期综合治理了西溪、花岭、蟾溪、儒冬地、际底等5条小流域，治理水土流失面积38.05平方公里。第二期重点治理溪底、九岭溪、霖峰、斜滩溪等4条小流域，治理面积32平方公里。

经过多年综合治理，昔日“螃蟹落汤穿红袍”的山头不见了，一片连着一片的“流失斑”消失了，取而代之是茂密的树林和果园。2018年，全县森林覆盖率达74.8%，位居全省前列。

治水，1700条溪流清澈了

从寿宁西部的芹洋乡溪源村往北，清澈的下党溪沿山脚自东北向西南蜿蜒而过。下党溪下游是修竹溪，流经闽东下党、芹洋、斜滩、武曲、社口等十多个乡镇，其中流经下党境内20公里。

过去，因农村基础设施投入少，一些群众思想观念落后，随意排放污水、乱倒垃圾、人畜粪便直排溪中，导致下党溪水质受到不同程度污染。这些年来，下党乡以“河长制”为抓手，强化河道长效管护，采取河流岸上截污控排、岸边护脚固堤、生态水系项目建设等措施，水生态环境治理取得明显成效。

漫步在犀溪镇犀溪村至西浦村的河边卵石步道上，登上亲水平台，两岸美景尽收眼底。2017年，政府在犀溪镇全长12公里的河道上进行生态清淤、生态清障，修建亲水坝、生态护岸、卵石步道、亲水平台等，实现了“水清、河畅、岸净、景美”的目标。

寿宁境内流域总面积50平方公里以上的河流有7条，小溪流有1700多条。蟾溪、寿泰溪、犀溪、西溪、平溪、托溪和小溪如网状分布在各乡镇。2015年以来，境内有7条流域9个项目列入省水利厅盘子，先后完成蟾溪流域上游安全生态水系建设项目、下党乡修竹溪安全生态水系建设项目、犀溪镇寿泰溪安全生态水系建设项目，河长总计44公里，投入资金5630.79万元。寿宁还兴建了斜滩溪安全生态水系建设项目、平溪安全生态水系建设项目、托溪乡安全生态水系建设项目，经过7年治理，1700条溪流恢复了往日的清澈。

寿宁县对境内污染企业、畜禽养殖场等全面排查，重拳出击，拆除污染小企业的设备厂房，对矿山进行封闭和复绿，从源头上遏制污染源。同时，以“零容忍、零发生、零增长”为落脚点，对溪边、河道之上搭建鸡鸭舍等强制拆除，发现一个拆除一个。

治村，涌现159个省市级生态村

徜徉在寿宁武曲镇塘洋村的地矿公园，但见园内绿草如茵，堤外流水潺潺，一排排翠绿景观带环绕在休闲步道上，一幢幢白墙黛瓦小别墅矗立在青山绿水中。

塘洋村旧貌换新颜得益于硬件设施完善。在福寿高速路建设时期，村干部将高速路建设中挖出的土石运到塘洋村，在靠近溪岸的一片低洼地进行填埋，并建成溪岸1000多米长的生态防洪堤并安装石栏杆。村里建成全省第一个村级地矿公园，修缮了知青楼，配套建成旅游公厕、景观鱼塘、木栈道、百香果园、垂钓区等基础设施。

村党支部书记吴光荣说，早年溪边河岸与屋边搭建许多禽畜棚舍，村两委带头清理河边、路旁、沟内的垃圾，同时以“夜间茶话会”形式做村民思想工作，动员大伙儿拆除禽畜棚舍，实行人畜分离，将禽畜移到山上圈养。

记者走进武曲镇大韩村，看到的情景是：鹅卵石铺就的巷道，房前屋外干净整洁，沿街绿树成荫，造型别致的微型公园鲜花竞相开放。

“你们村里什么改变最大？”

“当然是厕所了！走，我领你看看。”村民张翰寿边说边把记者往家里领。打开一道磨砂的玻璃门，就是铺着白瓷砖的厕所，水箱、蹲便器、废纸篓、洗手台一应俱全。他不无感慨地说，以前的厕所只能叫茅坑，如今再也没有蚊蝇和臭味了。

随着塘洋、大韩、东吉洋、泮洋等一批明星村脱颖而出，寿宁县出台文件，努力把美丽乡村建设作为加快城乡统筹发展、建设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的主载体。

2012年以来，寿宁县陆续建成5个国家级生态乡镇、13个省级生态乡镇和159个省市级生态村，涌现6个美丽乡村示范村和38个省级美丽乡村。不断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提升串点连线成片的规模效应，初步形成芹洋乡溪源村至下党乡下党村生态旅游景观带、大安乡泮洋村至水洋村农业观光景观带、南阳镇含溪村至犀溪镇甲坑村红色旅游景观带、武曲镇承天村至大韩村滨水十里长廊景观带和犀溪镇西浦村至坑底乡小东村文化生态旅游景观带。

火箭军某旅“导弹发射先锋连”——

先锋先行 为国砺剑（壮丽70年 奋斗新时代·来自一线的蹲点调研）

本报记者 卢晓琳

走进火箭军某旅“导弹发射先锋连”，记者的目光被两个手工制作的纸箱吸引，上面画满了电路和开关按钮，几乎就是“纸制版”的操作仪表盘。“左边的纸箱画的是主控制台，右边是车控操作箱。”连队一班班长胡俊解释道，“这可是我们先锋连的传家宝。”

纸箱是传家宝？原来它们背后承载着连队的历史。上世纪90年代初，火箭军一支新型导弹部队奉命组建。面对迅速形成超常规战斗力的要求和装备仍在研制之中的实际困难，该发射连官兵找来纸箱，画上按钮当面板，连上麻绳当线缆，摆上小凳定战位，模拟装备器材开展训练。当官兵们第一次到厂家接收装备，进行操作检查时，娴熟的操作手法和准确无误的操作口令让厂家师傅赞叹不已。

“连队在接装第一年就具备了实弹发射能力，为常规导弹部队战斗力发展蹚出了新路。”旅长刘西洋介绍，“第一代连队官兵铸就了连队‘先锋先行，敢闯敢拼’的精神基座，在一代代官兵手中薪火相传。”

组建20多年来，连队经历驻地移防、装备换型、人员更替，但先锋本色始终不改，先锋战旗高高飘扬，先后执行10余项重大演训任务，3次参加阅兵仪式，是所在旅参加任务最多、发射导弹数量最多的连级单位。剑剑连荣辱，发发显军威，连队先后荣立集体一等功2次，二等功4次，三等功6次，1998年6月，连队被中央军委授予“导弹发射先锋连”荣誉称号……

“神剑在手，使命在肩，我们是导弹发射先锋连！”导弹战车驰骋大地留下的道道辙印，大国长剑鸣啸长空的声声巨响，见证了“导弹发射先锋连”忠诚使命、锤炼提升新时代打赢能力的铿锵步伐，展现了一线基层部队在强军征程中砥砺奋进的时代风采。

忠诚信仰，苦练制胜硬功

“导弹发射先锋连”为何能一直保持先进？面对记者的提问，先锋连的官兵给出了答案。

三级军士长陶德军说：“我们从荣誉中走来，但我们从不因为荣誉而沾沾自喜，反而更加实打实地干，忠诚使命，好传统好作风始终没有丢。”

二级军士长左小山，是先锋连出了名的技术骨干：“因为我们连队没有躺在荣誉的功劳簿上睡大觉，而是一直在努力，一直谋打赢。”

“始终坚守忠诚信仰，一代代官兵积累的优秀品质一直在传承。”一排排长王瑞这样概括先锋连的先锋密钥。

初心不忘、宗旨不移、传统不丢。虽然经历了一茬茬官兵，但“导弹我操作，我听党指挥”的血脉基因一直在无声地滋养着“导弹发射先锋连”的每一名官兵。“始终把铁血忠诚写在战斗旗帜上，把红色信仰融进官兵血脉中。”旅政委马福升的话道出了先锋连秉承忠诚为先的基因血脉。

近年来，连队以习近平强军思想为引领，重大主题教育和经常性思想教育相结合，创新开展“军史故事汇”“红色时光机”“红色照相馆”等一系列特色活动，用创新的形式、接地气的方式，传递信仰的力量。正如指导员刘帅总结的：“在先锋连，兵言兵语讲道理，兵言兵情聚军心，兵言兵事常践行。”

先锋连首先是打赢的先锋。从连队组建时“把纸箱当面板，麻绳当电缆”的钻研苦练，创新图强、苦练制胜硬功就融入连队官兵的血脉中，写入连队官兵的基因里。

采访中，一项项创新成果见证了先锋连研谋打赢的锐不可当——

新装备列装后，先锋连探索总结的导弹分队战斗发射实战化训法，被列入火箭军“十大标志性成果”；为追求零秒误差的精确点火，陶德军带领号手们研制出了精确点火辅助训练装置，使全连所有发射架零秒点火率提升了一倍；二级军士长王光庭，入选火箭军专业技术士官尖子人才一级库，所编写的《某型号导弹发射车瞄准线系统》被火箭军列为专业训练教材；连队成立“先锋研发组”，探索形成的导弹快速吊载法，在全旅推广运用……

“追求打赢的道路只有一条，就是把本领练到极致，练到无懈可击！”二排排长徐兵告诉记者，去年底，全连发射单元有3套进入旅“架架排序”前十名，代表连队参加旅先锋发射架比武。

“战场打不赢，一切等于零。”连长王旭对先锋连苦练制胜硬功的感受很深。先锋连每月开展战场素养自评，围绕新大纲分类细化123条战斗力指标，探索创新交叉换岗、多专多岗训练模式，按照“新兵精通本岗、士官兼顾他岗、骨干覆盖全岗”标准，开展分层施训。“人人过硬、架架托底、整连能战的实战能力不断提升，先锋连通过精准自建不断夯实先锋根基。”王旭说。

传承荣誉，淬炼人才方阵

两侧的“先锋先行，敢闯敢拼”字样，围绕着火箭图案，居中的“20”和“导弹发射先锋连”字样熠熠生辉……记者仔细端详着手中的一枚徽章。“这枚纪念徽章是我们连的官兵自发设计制作的！”六班上士焦红阳自豪地告诉记者。

2018年6月18日，是中央军委授予该连队“导弹发射先锋连”荣誉称号20周年纪念日。先锋连的官兵提前开展设计纪念徽章、拍摄连队原创纪念MV等纪念活动。6月18日当天，正值先锋连在驻训场上开展演训，接连完成野营部署、导弹发射等10多个课目演练。“我们在操作站位上用优秀的成绩庆祝这一纪念日，用实际行动为连队再添辉煌。”回想起那天，王旭激动地说。

“人心齐，战斗力强。”采访中，这是其他连队的官兵对先锋连的印象。在先锋连，新兵下连时教的第一首歌就是《先锋战歌》，去的第一个地方就是连队的荣誉室。对于荣誉的传承和坚守，使一茬茬官兵接续奋斗，不断超越已经取得的成绩。

之所以先锋连的人才队伍始终拥有强劲发展动力，就在于发挥士官典型的引领效应，通过老带新、一帮一等方式淬炼人才方阵，点燃新质战斗力生成的“发动机”。

“说起对荣誉的传承和人才帮带，左班长对我的影响特别大。从老兵身上我读懂了一名先锋连的兵应该有的样子。”今年刚获得特种车综合技能驾驶考评第二名的上士张贺说。2012年，左小山和张贺代表先锋连参加特种车驾驶员比武，为了取得好成绩，左小山带着张贺，早上天还没有亮，就奔赴训练场，一直练习到晚上，几十米的场地一天下来竟开出了50多公里。张贺笑着摊开双手说：“我们打方向盘的手，一个礼拜下来打出了一层层的水泡，再后来是血泡，每一个轻微的操作，都感到钻心的疼。”

在先锋连，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如今，传承荣誉的实干担当，在日益成长的人才队伍中活力迸现。

勇于拼搏，锤炼过硬作风

3公里武装越野，两人一组扛重40—60公斤的圆木通过50米壕沟，再扛重30公斤的沙袋……烈日下，先锋连刚刚结束一场与兄弟连队进行的“精气神”对抗训练，先锋连官兵完成了全部训练内容，并以更短的用时胜出。36摄氏度的高温，官兵们咬牙坚持，汗水顺着脸颊滴落到地上，却没有一个人掉队。“在各项训练和任务中，先锋连的官兵身体力行地践行着‘先锋先行，敢闯敢拼’的连魂。”营教导员徐昌磊赞叹道。

“训练中感觉体能快到极限的时候，我就会想起李班长坚毅的神情。”回忆当时的情景，三班班长魏光虎仍充满敬佩。

那是在一次“精气神”对抗训练中，一阵风把操场上的记分牌吹倒了，刚好刮到经过的班长李靖峰的左手背上，瞬间血就从一道大口子里流出。身边的战友让他马上停止训练去医治，但李靖峰只说了句“没事”，就继续往前冲，直至最后冲向终点。集合时，大家发现李靖峰手上的血已经将裤腿染红了一大片。“当时全连所有官兵无不对这个老兵肃然起敬。李班长只是说，‘作为先锋连的一个老兵，我必须去拼，换做任何一个先锋连的兵，都会和我一样。’”

作为先锋连兄弟连队的主官，指导员李志春打心眼里佩服他们：“和先锋连在一起，如果不使出十二分的力气，是追赶不上他们连的。”

深夜，一场夜训开始了，铁路装卸载的夜间训练、连续穿4个多小时的防护服进行战斗发射实战化训练等内容依次展开。记者走近一看，只见官兵们身着防护服，隔着厚重的手套操作着仪表盘。

“戴着这么厚的手套，操作起来是不是很难？”面对疑问，营长时子服的介绍让记者对官兵们的战斗精神更加佩服：“熟能生巧，这就要求每一名官兵通过反复的操作和演练，熟练精通战位要求。防护服非常闷热，汗水有时会流进眼睛里，这些对战斗作风都是很强的锤炼。”

在先锋连，先锋先行、敢闯敢拼的脚步从没有停歇。改革强军进入新时代，先锋连一如既往地保持对打赢的向往，书写新的荣光。

《 人民日报 》（ 2019年07月20日 01 版）

东南网7月21日讯（福建日报记者 刘益清 通讯员 姚德纯）

永春城关，清澈的桃溪水悠悠流淌，不时引来翩翩白鹭；在桃城镇南星社区，南星溪蜿蜒穿过，成群的鲤鱼在水里畅游；在五里街镇埔头村的霞陵溪畔，两岸的植被郁郁葱葱……

近年来，永春县从水入手，综合施策，全面治水，并统筹推进城乡生态文明建设，建设美丽乡村，发展生态经济，在高质量发展道路上作出积极探索。

多规合一 综合治水

永春桃溪流域位于晋江上游，是大泉州的生态屏障。2011年9月，永春在全县范围内掀起了历时三至五年、总投资超过30亿元的桃溪流域综合治理大会战，为下游百姓送上一泓清水，也催生出一条河流生态绿色长廊。

2017年，永春入选福建省综合治水试验县，遵循“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治水理念，按照全县域覆盖、全水系铺开、全方位施治、全过程监管、全民性参与的“五全”发展思路，采取环保先行治污水、河道整治防洪水、水土保持涵养水、生态修复净化水、文化塑造美化水、科学发展利用水的“六水共治”措施，打造“会呼吸的河道”，实现“水清、河畅、路通、景美、魂足、民富”。

“永春立足生态文明建设高站位设计，着力综合治水全方位施策，实行多规合一。”永春县委书记蔡萌芽介绍，县里将全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城乡规划、土地利用规划、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综合交通、水资源、文化与生态旅游资源、社会事业规划等多个规划融合到治水总体规划上，实现一县一规划一蓝图，解决现有各类规划自成体系、内容冲突、缺乏衔接等问题，变“多龙治水”为“一龙治水”，实施一域一水一盘棋，开展大规模、群众性综合治水实践，创新打造了综合生态治水新样板。

岵山镇金溪河经过整治，昔日的废水已不见踪影。据了解，永春加强生活污水处理，完成县城污水处理厂二期工程建设和71个村庄的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推进80个农村生活污水第三方运行管理；实施桂洋、玉斗、石鼓等7个农村环境连片整治项目。为净化水源，该县还实施生态修复工程，建设桃溪国家湿地公园，以及石鼓、吾峰、苏坑湿地等，并同步实施五里街霞陵溪、介福、湖洋溪、桂洋溪、苏坑等7个安全生态水系建设项目。

县水利局局长郑双伟告诉记者，综合治水试验两年来，永春统筹投入资金16亿元,实施污水治理、河道防洪、清淤清障、水土保持、生态修复等项目112个，已治理和正在治理河道长度322公里，占全县需治理河道水系的56%。综合治水完成后，预计可实现河道水系治理长度576.5公里，占需治理河道的93%。目前，晋江水系永春段功能区水质达标率均为100%，水质状况优。桃溪、湖洋溪、一都溪、坑仔口溪等4条主要河流水质环境功能区达标率100%。

生态红利 助力发展

在推进全域综合治水中，永春县结合周边水环境综合治理，辐射带动沿溪两岸土地的综合利用，实现土地保值增值。同时，又进一步拓展城区和乡镇镇区的发展空间，促进小城镇发展、县域经济发展。

日前，位于东平镇桃溪之畔的九牧智慧制造产业园项目建设现场，工人们正紧张而有序地施工着。该项目总投资30.6亿元，新建12条生产线，规划建立卫生陶瓷及日用瓷产业，将着力打造一个“绿色、环保、节能、高科技”的陶瓷智慧产业基地。“我们正是看中永春的绿色发展环境，才到永春来投资绿色智造项目的。”九牧智慧制造产业园相关负责人说。

环境变好了，永春引来了一批高质量好项目入驻。投资15亿元的天沐温泉投入试运营，投资15亿元的七匹狼高端度假村启动建设中，白鹤拳小镇、启迪鸿星冰雪世界、航空经济区项目等一批可以引爆永春旅游、带动永春发展的大项目、好项目也接踵而至。

“通过挖掘、保护和传承，永春塑造出融入水生态保护和水环境治理内涵的乡愁故里水文化。”县长庄永智介绍，永春充分利用水资源可持续发展，壮大水生态旅游、绿色休闲养生等生态产业，水生态经济效益显现。

五里街镇埔头村有一座两进两护厝的闽南风格古厝，两年前几近荒废，如今，周边环境的改善，引来了文化创意企业，将这幢古厝改造成为永春首家集茶叶历史文化、古茶器具展示及品茶休闲功能为一体的永春茶叶博物馆，正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来此感受茶文化的魅力。

五里街镇党委书记林玉品对记者说，在综合治水中，五里街镇桃溪支流霞陵溪投入2200多万元，实施自然与人工修复相结合的水系治理，实现河流安全与生态共效应，同时通过挖掘、保护和传承，建立茶博馆、乡愁馆、香博馆、中药博物馆，融入浓厚的乡愁故里水文化。

在桃溪两岸，永春创建了集环境友好型工业、创意农业、休闲旅游和“慢生活”旅游经济圈模式为一体的生态经济实验区，探索培育绿色发展新动能，构建与绿水青山、人文历史相得益彰的以现代农业、香、老醋、生物医药和生态旅游为主导的绿色产业体系。

美丽乡村 焕发活力

永春围绕桃溪两岸进行综合整治，提升了县城的品位和档次。

前年，在桃溪边的石鼓镇卿园村依托湿地公园、桃溪石鼓景观带，打造了充满绿色、活力的“水畔精品”，成为县城周边观光旅游、休闲健身、体验特色民俗文化的一道亮丽新景观。“以前，这两侧有不少旱厕和养猪场，污水直接排进溪中，溪水浑浊，老远都能闻到臭味。现在通过治水，水清了，岸也绿了，大家闲时都喜欢在溪边走一走。”住在附近的居民老颜每天都会来此行走一番，感觉很是惬意。

“走，去南星看鱼去！”最近，这句话成为不少永春群众常说的话。郑双伟介绍说，在美丽乡村建设中，南星社区按生态治水理念，全面整治3公里南星溪，实施河道清淤、水坝改造、投放观赏锦鱼和建造亲水公园、休闲步道、民宿景观，呈现出“水清岸绿南星溪，景美民富齐欢唱”的亮丽南星鱼谷风景溪。

“这两年，永春的美丽乡村旅游是最具增长潜力的新型业态之一，不仅为群众带来就业、增加收入，也让游客在永春畅游，品茗、闻香、尝醋、练拳、赏花、观景，共享生态建设带来的红利。”蔡萌芽介绍，2018年，永春全年接待境内外游客454.28万人次，同比增长14.8%；旅游总收入49.47亿元，同比增长18.9%。桃溪国家湿地公园荣膺首届中国生态文明奖先进集体称号，还作为全省唯一县级代表参加中联部与福建省举办的生态文明建设主题宣介会；2017年10月，桃溪生态修复工程荣获“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

□刘斐 吴剑锋 陈弘毅

长汀，一个镌刻在共和国历史上的红色名字，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重要出发地。

从1929年3月红四军在此创建中央革命根据地，到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出发长征，在近6年时间里，位于闽西山区的长汀，成为中央苏区的经济中心，红军重要的兵源地和给养地之一。

二万五千里长征“零公里处”在长汀

在长汀县中复村的观寿公祠前，一块刻着“零公里处”的石头向人们昭示着85年前这里不平凡的一天。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在江西于都集结出发，开启载入人类史册的长征。此前，9月30日，红九军团就在长汀县南山镇中复村观寿公祠门前大草坪上召开群众大会，举行万人誓师——

“红军马上要转移，去执行新的任务。”红九军团参谋长郭天民对群众说，“乡亲们不要担心，红军还要打回来的！”

由此，红九军团成为中央红军中率先出发长征的一支队伍，并在突破敌人第一道封锁线前一直担任中央红军主力的左翼后卫，成功掩护了中央红军主力的顺利战略转移。

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中记述长征这一“现代史上无与伦比的一次远征”时写道：“从福建的最远的地方开始，一直到遥远的陕西北道路的尽头为止……”其中，“福建的最远的地方”就是中复村，它也被称为“红军长征第一村”。

“红色的小上海”在长汀

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离不开经济建设。苏区时期，长汀依托汀江水路运输的优势，成为赣南、闽西各县物资集散地与中央苏区的经济中心。公营工业、手工业、对外贸易占了整个中央苏区的“半壁江山”，商店林立，市场繁荣，被誉为“红色的小上海”。

除发展公营商业外，中央苏区提倡和奖励私营经济，长汀的私营商铺数量众多。1929年3月，红四军首次入闽后，在长汀发布了《告商人及知识分子书》，明确宣布党和红军对城市的政策是：“取消苛捐杂税，保护商人贸易。”受政策感召，不仅部分原本关闭的私营商店重新开业，还开了一些新店。这些商铺对恢复和发展苏区工商业、打破敌人经济封锁、发展苏区经济，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长汀还是中央苏区的对外贸易枢纽和金融要地。众多紧缺物资、重要文件都通过长汀“上岸”“下河”，1931年9月即自龙岩迁入长汀的闽西工农银行为苏维埃国家银行的建立提供了丰富经验。

原汀西县苏维埃政府主席赖兴银的孙子赖光耀说，红四军解放的闽西重镇长汀，拥有较雄厚的经济基础、便利的水路交通等，奠定了红军建立红色根据地的基础。

中央苏区半数国家工厂在长汀

长汀的军需民用工业企业发展尤其突出，是中央苏区最主要的工业城市。1934年3月刘少奇写就的《论国家工厂的管理》一文统计显示，当时中央苏区有国家工厂32个。其中，在长汀的约占一半数量。

这些工厂是中央苏区骨干工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成为苏维埃中央政府财政的重要支撑。

按照《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关于经济政策的决定》中有关“竭力促进工业的发展，苏维埃特别注意保障供给红军的一切企业的发展”的精神，长汀建设了一批军需为主、兼顾民用的工厂，包括红军被服厂、长汀印刷厂、中华织布厂、红军斗笠厂、福建兵工厂，以及造纸厂、樟脑厂、炼铁厂、造船厂、硝盐厂、熔银厂、砖瓦厂、石灰厂、卫生材料厂等。

其中，长汀红军被服厂生产的4000套军装使得红军首次在一个军的编制内有了统一、自制的军装。

赖光耀说，在红军长征前，长汀一直是中央苏区的“后勤保障基地”，生产储备的资源保障了红军的反“围剿”斗争和长征这一战略转移。

（据新华社电）

从单纯的环卫装备制造商向智慧环卫服务企业转型，使福建龙马环卫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今年不到半年的业绩就远超去年一年的总和——

龙马成为“黑马”的秘诀

东南网7月12日讯 （福建日报记者 赖志昌 张杰）2019年以来，福建龙马环卫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龙马）在环卫运营市场成为备受关注的一匹“黑马”：今年初到5月，福龙马累计中标20个环卫运营及标段，合同总金额达55.58亿元，远超去年总和，堪称史上“最强”福龙马。

亮眼成绩单背后，有什么秘密？

布局服务，谋求转型

环卫装备一直是福龙马的核心业务。2018年，福龙马在环卫装备行业中名列前三位，市场占有率6.67%，其中环卫创新产品和中高端作业车型在同类市场名列前两位，市场占有率14.27%。今年开春后，装备销售业绩同样一片飘红：今年1月初至今装备订单同比增长超过50%。

然而，致力成为环卫装备领先者的福龙马，近几年发展中面临发展“瓶颈”。

“这几年，环卫装备市场虽然保持一定增速，但市场形势、客户主体及需求都发生了较大变化。”福龙马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近年来，受经济运行下行压力及政府订单下降等影响，公司业绩增速有所放缓，“政府采购占比持续减少，环卫服务市场化进程加速推进，环卫服务公司成为装备采购主体，占比大幅提升”。

在此背景下，福龙马布局环卫服务市场，谋求转型之道。福龙马相关负责人介绍，自2015年上市，福龙马便积极推进战略转型，走创新发展之路。面对激烈的行业竞争，公司打破传统模式，将传统环卫装备制造与大数据、云计算相结合，研发出智慧环卫系统，提供城乡环境卫生系统规划设计、环卫装备研发制造销售、环卫运营服务等系列服务。

如今，通过研发智慧环卫系统等，福龙马从单纯的环卫装备制造商向智慧环卫服务企业转型，业务涵盖环卫清洁装备、垃圾收转装备、新能源及清洁能源环卫装备等环卫装备的研发、生产与销售及环卫产业运营服务。

环卫运营，攻城略地

进入2019年，环卫运营市场激战正酣。据统计，龙马环卫、北京环境、中联环境相继发力，这三家公司累计中标合同均超过40亿元。在这当中，福龙马表现尤为抢眼，仅今年1至2月份福龙马累计中标10个环卫运营项目及标段，合同总金额40.59亿元。这些中标项目及标段涵盖农村垃圾运输、道路保洁等内容，累计总金额已接近2018年全年合同总金额40.6亿元。到5月初，合同总金额达55.58亿元，列全国同行前茅。

对此，福龙马环卫运营事业部总经理罗福海介绍，今年以来中标的项目及标段具有合同金额高、合同履行年限长、项目内容一体化等特点。为抢占市场先机，福龙马将环卫装备与服务业务独立分开，让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2017年，公司针对环卫服务市场，专门成立了环卫运营事业部，并优化营销团队，组建了20多支营销队伍，持续专注环卫运营市场业务。在环卫运营市场，福龙马不断攻城略地，触角延伸至北方的沈阳市场外，还拿下最南方的海南市场。此外，在福建、广东、贵州、浙江、江西、安徽、湖北、河南等省份运营近百个环卫服务项目。

同时，企业的环卫运营营收占比呈逐年上升趋势。据福龙马提供的数据显示，环卫营业额从2015年的3600万元跃升至2018年的10.43亿元，环卫运营收入占公司总营收30.62%。

“随着近几年福龙马在环卫运营服务上的深耕，品牌力与竞争力进一步凸显。”罗福海告诉记者，公司还在龙岩、海口、沈阳等地实施智慧环卫服务运营管理，合同金额达60亿元，其中，海口市龙华区35.1亿元，为当年全国最大环卫服务PPP项目。截至目前，团队跟进入库环卫运营项目达100多个，预计2019年公司环卫运营营收将有较大突破，环卫运营服务营收占经营总收入比例将进一步提升。

“面对经济新常态，福龙马主动求新求变，立足环卫产业，进一步丰富业务类型，延伸产业链条，实现环卫装备和环卫服务两大战略之间的资源共享、相互促进及协同发展。”福龙马相关负责人说，未来福龙马将坚持“做大做强环卫装备和环卫服务两大主营业务，培育发展国际和固废两大新兴业务”的经营管理思路，大力推进环境产业等新兴业务发展，延伸环卫全产业链条，持续保障公司长期高质量、稳定发展。

东南网7月9日讯 （本网记者 刘见闻 赵锦飞 通讯员 高德运）闽赣交界的光泽县，一个只有千人的平静小山村微澜再起。

寨里镇山头村与相邻的江西贵溪市樟坪畲族自治乡西排村“合二为一”，2000多亩的土地拼成了一个盘子，2000多名跨越两省的村民都成了一家公司的“员工”。他们的土地和经营活动都加入了新组建专门种田的企业——福建绿兴惠民生态农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惠民公司）。两村1500亩缎面田（指平整的田）经营权统归公司后，农户可享受每年每亩400元的租金收入。这些地重新洗牌后，分包给两村70多户村民。去年，公司根据这里的资源优势，大面积种植优质稻和富硒稻，带动农民增收202万元，亩均增效近千元。西排村党支部书记方忠红说：“这种变化我们村也一样。”

光泽是苏区老区县，山头村扼守闽赣要道。近年来，该村致力发展乡村经济，实现了脱贫，但乡村产业不稳，影响后劲。前年，村里引进一名客商，流转了460亩土地，想凭一己之力发展特色农业。然而缺人才、技术，客商知难而退，计划最终流产。村民还曾抱团发展苗木产业，结果选中的紫薇从80元一株跌到了18元一株，亏了一大笔，缺资金、缺市场、缺信息，寸步难行。

这回却不一样。同样的土地，效果截然不同，为何？惠民公司以股份为纽带，以集约生产为模式，在探索农村产业化发展道路上开启一场深刻变革，而其“金钥匙”，正是“机制活”。“乡村振兴，苏区老区脱贫，要在‘机制活’上做文章，我们选取山头村作为试点，努力探索一条促进乡村振兴的新路子。”光泽县县长赵大建说。

改变分配机制，激活土地资源

近日，记者在山头村村部与10多名村干部、村民进行了座谈。

该村336户1518人，耕地2300多亩。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336户分了全村土地，人均耕地仅1亩多。不仅土地碎片化，而且带来了人与地不平衡的矛盾。村民李金喜一家户口10多人，土地10多亩，现在减为7人，没人种地，部分土地只能抛荒；村民江道夫一家从2人增加到6人，想种地却没地。这并非个例，想种田的人只能守着一亩三分地，不想种田的人手上资源闲置，人口与土地不平衡的矛盾日益突出，最高峰时村里近1/4土地抛荒。

家庭联产承包经营制度，这种以户为单位的土地经营模式，过于“分”，已跟不上农业现代化的步伐。按中央精神进行改革，将土地承包权和经营权分离，经营权独立。全村接连开了两次大会，最终98%的户代表都摁了手印。2017年年底，一场由分变统的改革拉开了帷幕。以惠民公司为依托，农户将承包地流转给公司，公司集中了1500亩缎面田经营权，想种田的农户到公司承包土地，获取种田收益。这样，人与地不平衡的矛盾迎刃而解，集约化生产得以推行，新型经营主体应运而生。该村土地资源连同西排村400多亩土地一同被激活了。

村民们变了，大家不再固守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今年自愿将经营权拿出流转的农户由237户变成了325户，土地从1080亩变成了1773亩。西排村700多亩土地全部加入公司。

改变投资机制，汇聚要素资源

无疑，构建与现阶段规模化集约化生产相适应的土地经营模式，推动农业产业化发展，是这场改革的核心。

“我们探索以股权合作的形式，组建了惠民公司。第一次将家庭种田的模式，变成了股份种田的模式。” 山头村第一书记兼公司总经理龚启程说，惠民公司的股份构成是：江西贵溪大三元集团投1000万元占50%。各级政府通过国有企业投资持股，县政府投400万元占20%，寨里镇政府投200万元占10%；山头村、西排村分别以路、坝、沟、渠等基础设施折算股金200万元入股，各占10%股份。

国有持股，资金从哪里来？这里涉及农业投资机制的改变——拨款改成投资。该县过去惠农资金多头进水，到基层传统方式为点对点、撒胡椒面，这种输血的方式资金使用效益不高。现在，不走寻常路，由县一级来统筹资金，形成“多渠道进水、一个龙头出水”的项目投资机制，不再是直接无偿投入到项目上，而是通过国有控股的福建正源生态食品城公司将拨款变成了投资。

“正因为这种拨改投形式，从而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但是政府不参与具体经营管理。”赵大建说，县政府和镇政府共同投资600万元，引来了江西民间资本大三元集团，注资1000万元。“财政资金既放大了杠杆撬动效应，又起到了信用背书作用，我们民资这才安心入股。”大三元集团董事长吴世军说，当然，光泽“中国生态食品城”这面金字招牌，也是他们来这发展优质农业的另一重要原因。

政企联手，解决了农业产业振兴中最关键的资金投入难题。而且，这种资源的整合，还为贫瘠的农村导入了技术、市场等要素资源。吴世军说，由公司作为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完成了农业生产流程的再造。把标准化农业生产理念带到了千家万户，并利用现代物流网技术，建立农产品质量可追溯体系。公司还在富硒技术研发、市场营销、现代化农机服务、物流等带来全新的模式，如提供无人机喷施农药、机械化种植等现代化农机服务，订单式市场营销模式，与上海、福州等地优质客户对接，减少田头到餐桌的环节，避免传统农产品销售因中间环节过多导致流通效率低下、销售成本高。

县政府联手省农科院，根据当地的资源禀赋，进军水稻种植。山头是光泽的“西伯利亚”，海拔580多米，昼夜温差大。此前山头村的水稻品种良莠不齐，经过农科院牵线搭桥，现在全部种植适合当地的晶两优华占、晶两优534等，既优质又高产，从水稻品种上进行了迭代升级。

资金、土地、技术、市场、人才等要素都被激活了。村里迎来了出外打工的26名村民，5名大学生返乡创业，产业振兴有了起色。

完善经营机制，村民信心提升

种田近50年的童纪从来没有笑得这么开心。原来一家只有8亩多地，捣鼓不出名堂。去年，他从公司承包了37亩地种植富硒稻，种子、技术、销路等全由公司负责，亩产700公斤，产量提高了四成，价格高了1/3。这样算下来，净利润达8万元。“过去因为赚不到钱，大家不肯种田，现在有了新办法，种田有奔头，今年还打算种46亩。”等待老童的还有一笔分红，那就是公司的利润分成。待公司利润结算完毕，去除10%的发展基金，剩下的由村集体和村民二八分成。

这样的收入可持续吗？村民对此有信心。经过多年摸索，他们觉得此次引入惠民公司，并不像以往土地流转集中产生规模那么简单，也不像“公司+农户+合作社”的模式那么脆弱。这家公司资金雄厚，还有国有股份加入，有技术，有很强的市场开拓能力；在经营模式上，把生产、加工、流通、销售融为一体，有了现代农业全产业链模式，农户不再靠卖初级产品，而且全程分享产业化红利，实现可持续增收。

公司的治理结构较为完善，设立了股东会、董事会和监事会，股东会由17个村民小组代表和董事会成员组成，董事会由县、镇、村和大三元集团人员构成，监事会由3名村民代表组成，公司总经理由山头村第一书记兼任。政府通过股东角色，发挥监督、引导、润滑、调剂作用，为农户代言发声。公司对承包户生产的大米实行包销，去年，公司收购两个村的稻谷共40万公斤，每担收购价提高四五十元。土地承包者有固定收益，经营者按劳分配，种田有干劲；村集体荷包鼓了，每亩分成100元，去年村集体经济收入10万元，发展更有活力。

夏夜的山村，清风习习，蛙声此起彼伏，山头村的改革故事还在继续。发源于西排村的山头溪同时眷顾着山头村，一条新修水渠跨域闽赣两省，灌溉着两村千亩良田，1000多米的福建段和800多米的江西段“分家不分工”，山关不再是关，闽赣再携手，吹响乡村振兴的号角。

编者按

党的十九大以来，我省全面深化改革工作紧紧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落实赶超的战略目标，既抓改革的整体推进，持续实施重点改革任务和重大改革试点，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不断取得新突破，又充分尊重基层首创精神，积极鼓励各地结合实际推进改革创新，涌现出一批具有示范效应和推广价值的县域改革典型。本报今起在“壮丽70年 奋斗新时代”栏目中推出《县域改革进行时》系列报道，旨在通过报道坚守初心使命、敢于担当作为的县域改革先进典型，大力弘扬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引导全社会对标先进、见贤思齐，坚定不移将全面深化改革进行到底。

在列入国家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和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改革试点后，晋江市统筹推进改革，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

激活“三块地”，群众享红利

东南网7月8日讯 （福建日报记者 刘益清 王敏霞 通讯员 陈文经）连续25年领跑全省县域经济、连续18年位列全国县域十强的晋江，承担着32项国家级改革试点任务。

“三块地”改革就是其中之一。2015年3月，晋江被确定为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2016年9月，又被赋予土地征收和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两项改革试点任务（以上统称“三块地”改革）。

“我们紧紧围绕‘发展出题目，改革做文章’，突出问题导向、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导向，着眼城乡统筹推进改革，着眼全面发展深化改革，提高群众对改革的认同感和支持度，不断增强群众的改革获得感。”泉州市委常委、晋江市委书记刘文儒说。

试点实施以来，农村“三块地”被激活了，农村群众享受到实实在在的改革红利：全市盘活闲置农村用地1.2万多亩；村组两级集体资产增长9.25亿元，达64.88亿元；村集体年收入平均85.56万元，增长16.6%；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9.37%，达23781元；建成23个镇级公园、295个村级绿化景观点和42个“最美乡村”。

宅基地：盘活赋能 集约利用

宅基地，农民安居乐业之处，安身立命之本。

“三块地”改革，由此开始。首先是摸清家底，理清群众关切。改革之初，进村入户、现场勘查，前期调研。

问题摸清了：布局无序，规划管控不到位；权能不清，只有生活属性，没有经营属性；流转不畅，全市有1.7万多宗宅基地农房闲置……

群众呼声明晰了：审批时间长、手续繁；想做经营，以农房抵押贷款；城里的房子可以卖，农村的宅基地为何不能入市；以前手续不全，想补办……

问题所在，就是改革所在；群众所呼，就是改革所向。

破题，从顶层设计开始。晋江市成立专门领导小组，市委书记任组长，召开22次深改组会议研究。市自然资源局抽调11名业务骨干成立改革专班。针对问题，各个攻破，从制度到落地到实操，环环相扣。

改革中，晋江在全省率先将宅基地审批权限下放到镇一级，并开发出全国唯一的县市级宅基地审批系统，审批过程实现扁平化、智能化、规范化和便利化。“方便到不可思议。”只要两天，永和镇内厝村林良友宅基地的乡村规划许可证就获得审批通过。

以前宅基地办证，要经过村、镇、县市三级审批，流程多，时限长。如今只需要在乡镇服务中心窗口交件，部门在网上联批，镇政府批准，上级部门监管。去年下放以来，已完成700多宗宅基地的镇级审批。

晋江人多地少，城镇建设、乡村发展，都有着强烈的用地需求。激活土地资源，唤醒“沉睡”空间，成为改革重中之重。

“我们探索了组团片区改造、旧村整体改造、生态景观提升、空心村盘活、产业带动和借地退出等6种宅基地综合利用模式，通过指标置换、资产置换、货币补偿、借地退出等4种退出方式，实现宅基地的节约集约和多元开发利用。”市自然资源局副局长陈英俊说。

走在晋江城乡，可以感受到土地空间激活带来的变化——

梅岭组团，对近7000亩的“城中村”进行整体改造，形成集居住、商业、旅游、公共配套等多功能为一体的城市新中心；

永和镇利用闲置农房发展电商产业和物流产业，示范带动全市培育4个“淘宝镇”、48个“淘宝村”，带动近3万农户增收；

深沪镇运伙村，东石镇潘山村、塔头村等多个镇村1300多户通过“借地退出”的方式，退出旧宅基地340亩，建设村级公园、道路、绿化地等，既消除危房安全隐患，又美化了村庄环境；

……

据介绍，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以来，晋江市累计腾退宅基地6345亩，盘活闲置宅基地和农房15343宗、5638亩，为农村农业发展提供更多的用地空间，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大动力。

在“三块地”改革过程中，针对“流转不畅”这一难题，晋江在严格坚守“四个底线”基础上，大胆探索宅基地入市。在确定农村集体成员资格基础上，在“一户一宅”前提下，稳妥推进宅基地跨村流转，目前办理跨村转让57宗。接下来，将从乡村范围扩展至城乡，进一步显化宅基地和农民住房财产属性。

激活农民宅基地财产权益。晋江将原来的单独抵押授信，拓展为“批量授信、逐宗放款”，变资产为资本。创新宅基地权益实现方式，把宅基地价值和房产价值一并放在评估范围，贷款额度也从40%提升至60%。截至目前，全市已办理宅基地和农房抵押3751笔，发放贷款23.49亿元，位居全国前列。晋江农商银行对磁灶镇东山村、安海镇前蔡村整村批量各授信1亿元，开创全省先河。

集建地：推动入市 壮实村力

美丽的金沙湾畔，金井镇围头村群众关注的高端商务酒店即将动工。从洽谈到动工，只有一年多。

“项目能这么快动工，得益于晋江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改革。”围头村支书洪水平说。这块5.24亩的土地，涉及3宗宅基地、若干集体用地，权属关系复杂。按照以往，国土部门要先收储，再报批，再招拍挂，程序复杂，时限长。此次围头村采用的是鼓励宅基地有偿退出，收归集体，再将整块“熟地”以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最终，晋江市恒禾海景酒店有限公司以260万元拿地，围头村集体获得182万元的收入。

不仅有真金白银的收益，商务酒店还将有力带动围头旅游业的发展和提质，对乡村振兴意义重大。

晋江民营经济活跃，经商氛围浓厚。中小企业日益增长的用地需求，加上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提速，对农村集体经营性土地上市流转的呼声日益高涨。

然而长期以来，农村集体土地和国有土地“同地不同权”，农村土地不能流转。晋江建立“同权同价、流转顺畅、收益共享”的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制度，明确入市范围、入市主体、入市途径、入市程序以及批后监管，形成入市全流程的闭环管理。对于收益分配，明确商服用地增值收益调节金按成交价30%缴纳，工矿仓储用地和其他类型用地按15%缴纳，其余部分归村集体所有，纳入农村资产统一管理。截至目前，已完成20多宗交易，成交额4081万元，其中村集体收入3276万元，极大调动了村集体、企业、群众参与改革的积极性。

“农村集体经营性土地的入市，还有效解决了很多历史遗留问题。”陈英俊告诉记者，早期不少中小企业用地手续不完善，导致厂房等大量资产闲置。试点以来，晋江通过入市方式完善一批企业用地手续，解决了部分中小微企业项目用地难问题，进而也解决了融资难题。

此外，晋江还鼓励村集体利用闲置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通过入市办理用地手续，采取村集体自主开发、村企联建、村民入股等模式，开发电商、物流、标准厂房、农贸市场、乡村旅游等项目，提高土地利用效率，进一步壮大集体经济。

土地征迁：创新补偿 多方保障

157万平方米征迁房屋，28天完成全部签约——去年福厦高铁项目征迁中的“晋江速度”，至今仍为人津津乐道。

和谐征迁速度再刷新，是因晋江土地征收制度改革的机制保障。

“我们所有的安置房都建在地段好、景观美、生活配套方便的地方。”永和镇梨星村的征迁户李先生说，住在这里，出行方便、医教无忧。这个政府规划中的高铁新区，将配套建设两所实验小学、三所公立幼儿园，乡镇卫生院纳入晋江市医院“医共体”……

“要快速、和谐、高效地开展土地征收，我们就必须为群众算好每一笔‘征迁账’，最大限度让利于民。”永和镇党委书记吴超鹏深有感触地说。

在土地征收制度改革过程中，晋江着力构建“五个保障”体系。一是住房保障，居住困难户可按优惠价照顾购买至人均35平方米，居住、经济双困户可免费照顾至人均20平方米。二是社会养老保障，推行被征地人员以灵活就业人员身份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按缴纳标准的50%补贴至达龄，养老金每月可获得900元。三是教育保障，加大投入，整合资源为征迁安置地区配套优质的教育资源。四是医疗保障，就近享受新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与市级医院建立“医共体”的优质诊疗服务。五是就业保障，提供免费技能培训，“见证报销”，促进就业。

群众的配合支持，来自得力的保障和权益的实现。在土地征收制度改革中，晋江实行就地安置、就近安置。安置房和商品房一样可进入市场交易。实行留地安置货币化，用于发展村集体经济或购买物业，成为集体长远收益保障。注重文化传承，在征收过程中，高度重视对古建筑、代表性建筑和近现代重要史迹的保护。创新征地补偿“七个换”：农民可以拿宅基地和房屋，换安置房、办公楼、店面、商场、公寓、现金和股权，最大程度确保农民住房财产权益。

“晋江将继续全面深化改革，从问题系统解决、改革系统推进、政策系统创新三个层面入手，大力破除体制障碍，当好全面深化改革的实验田、高质量发展的排头兵，力争为全省乃至全国县域发展提供更多可推广、可复制、可借鉴的经验做法。”刘文儒说。

央视网消息（新闻联播）：湘江战役关系中央红军生死存亡，红军将士面对国民党军的绝对优势兵力，以鲜血和生命突破了第四道封锁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长征路万里行”移动直播报道团队由湖南来到广西，寻访85年前中央红军血战湘江的壮烈历程。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长征路万里行”移动直播报道团队由湖南通道侗族自治县驱车200多公里，来到了广西兴安县界首镇的三官堂。三官堂是湘江战役时光华铺阻击战的临时指挥部，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曾在这里指挥战斗。光华铺阵地距离军委纵队渡江的界首渡口仅有5公里，只可守不可丢。

“胜负关系全局，人人要奋起作战的最高勇气，不顾一切牺牲，望高举着胜利的旗帜向着火线上去！”这封紧急电报以无比坚决的语气，激励着红军将士死守阵地，冲锋陷阵。

在与敌人的反复冲杀中，红军将士英勇抵抗，誓死捍卫光华铺。光华铺几次失守又被红军顽强夺回。红十团团长沈述清在作战中不幸牺牲，接任团长的杜宗美随后也中弹牺牲。最终，红十团以牺牲400多人的代价，确保军委纵队渡过了湘江，完成了任务。

离开光华铺，我们的报道团队来到了被称作广西“北大门”的全州。在距离全州约15公里的脚山铺一带，发生了湘江战役中规模最大、双方兵力投入最多的阻击战。战斗中，红一军团的红五团政委易荡平英勇就义。

易荡平牺牲的时候年仅26岁，我们从《聂荣臻回忆录》中，找到了对他就义经过的描述：“五团政委易荡平负重伤。这时，敌人端着刺刀上来了。荡平同志要求他的警卫员打他一枪，警卫员泪如泉涌，手直打颤，岂能忍心对自己的首长和同志下手，荡平同志夺过警卫员的枪，实现了他决不当俘虏的誓言。”

在脚山铺村，我们找到了村民王世计老人，当年就是他的父亲王寅修和其他几位村民一起埋葬了易荡平的遗体。

　　如今，易荡平烈士的遗体安息在全州县中心广场附近的凤凰公园山坡上。

湘江战役中，面对敌军的疯狂进攻，红军将士用血肉之躯筑起坚固城墙。死亡，可以夺走生命，却不能动摇红军坚定的革命信仰。红军英烈舍身取义，浩气长存！

华屋村是江西瑞金市叶坪乡黄沙村一个普通的自然村，也是著名的红军烈士村。上世纪30年代初期，当时仅有43户的华屋村，家家都有人参加革命。如今的华屋村正在致富路上阔步前行。

苏区振兴，华屋迎来发展春天

现代家具、液晶电视、冰箱、自来水、冲水马桶……华屋村华丕懋家225平方米的新楼房里宽敞明亮。

“变化太大了，简直是脱胎换骨！以前在瑞金上班，我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华屋人。实在是太穷了，太破了！”今年72岁的华丕有老人不住地感叹。

住在新房，回忆往事，村民华海生也是感慨万千。当年，他家土坯房只有一间半，一间卧室，半间厨房。自己结婚还是借乡亲的房子做婚房，媳妇受不了家里的贫困，丢下4岁的儿子离家出走；儿子华祺外出打工，与广东雷州女孩恋爱3年，却不敢带回家。

华屋的贫穷落后，是赣南等原中央苏区贫困的一个缩影。苏区时期，瑞金有24万人口，参军参战11.3万人，5万多人为革命捐躯，留下姓名的烈士达17373人。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瑞金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经济社会发展也面临特殊困难。

在党中央亲切关怀下，经过国家有关部委的缜密调研，2012年6月，《国务院关于支持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的若干意见》出台。自此，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的大幕开启，华屋迎来发展的春天。

发展产业，脱贫致富有了持续动力

面对中央支持苏区发展的大好机遇，华屋的发展从哪里起步？经过调研，群众反映最强烈、最迫切的危旧房改造开始了。

华屋村按照统一规划设计、统一平整土地、统一施工建设、统一分配住房的原则，建成了66套规划整齐的住房，并建成了1.8公里的环村柏油路，架设了1.5公里高压电线路，建设了村级卫生室、垃圾污水处理设施、景观绿化带和公厕。

安居了，更要乐业。只有产业发展，才能为脱贫提供持续动力。

这几天，村民华水林喜笑颜开。原来，他种的大棚蔬菜特别畅销，有时每天可以卖200多斤。高中毕业后，华水林在外打工几十年。2014年，听说家乡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好政策，他回来承包了8亩蔬菜大棚。2015年一举摘掉了贫困帽子，成了首批脱贫户。

华屋“红军村特色小吃”摊点前，每天游客络绎不绝。“华嬷嬷泡黄瓜，脆爽可口，回味无穷。”游客赞不绝口。

“华嬷嬷”真名华小英，现年53岁。2015年，华小英应邀回老家承包“红军村”农家乐，既是老板，又是主厨。她用黄瓜、豆角等腌制泡菜，作为客人餐前开胃小菜。没想到，许多客人用完餐后还购买一些泡菜带走。华小英决定专心做泡菜，她开发了十几个品种，并注册商标“华嬷嬷泡菜”。泡菜销量迅猛增长，最多时一天能卖500多罐，每月销售额逾10万元。

华屋大棚种植的都是时鲜蔬菜，有时难免积压，华小英拿来做泡菜，既增加了蔬菜销路，又实现了二次创收，帮助本村老表在家门口就业。

发挥“红军村”的影响力，华屋村发展观光农业，山上种植油茶、脐橙，田里种植280亩大棚果蔬，观光农业示范园初具规模。

整村推进，建设苏区振兴示范样板村

名气大了，来的游客多了，华屋开始遇到成长的“烦恼”。

不少游客希望在华屋住一住，负责民宿的华屋乡村旅游发展公司应运而生，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动员37户农户参与，装修出120个标间。

但运作起来，还是遇到一些困难和问题：民宿是村里的新鲜事物，管理经验不足，几乎没有这方面的专业人才；用于民宿的房间要装修，农户缺乏必要的资金；旺季时，无法接待大量游客；淡季时，房子又一直空着……

不久前，江西师大附中数百名学生计划来村里进行研学和革命传统教育，但村里即使拿出所有房间，也没法安排。这样的窘况不是第一次了。

有些农户家里装修得好，干净卫生，愿意来的游客多；有的家里条件简陋一些，游客就不太愿意入住。游客住得多与住得少的农户，收益有差异，大家嘴上不说，但心里难免犯嘀咕，是不是村干部分配游客时偏袒哪家了？

“以前修建新房那么大的困难都克服了，现在这点困难难道解决不了？村党支部、村委会肯定希望所有乡亲都过得好！”黄沙村党支部书记黄日升开导大家。

2018年，华屋整村实现全面脱贫摘帽，成为红色文化旅游特色村、脱贫攻坚示范村、苏区振兴样板村，“咱们得齐努力，做出示范村和样板村的样子来。”黄日升说。

经过广泛征求意见，村里决定成立合作社，由华丕懋牵头负责。

“要克服等靠要思想，想办法解决资金和人才难题。”华丕懋说，下一步，计划通过市场引进有实力的公司，提高民宿的规模和标准；以华屋为中心，加强整体规划，整村推进旅游，开发太阳山、原始森林等，让游客留得下来。此外，还将与旅行社、专业旅游网站合作，开展网上订购民宿服务，收益在全村合理分配，并预留一部分投入基础设施建设，发展公益事业，扶助村里老弱病残者。

《 人民日报 》（ 2019年07月07日 04 版）

好于预期，高于全国，领先东部，这是今年以来浙江经济发展的基本态势。前5个月，浙江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1％；固定资产投资增长9.5％，增速高于全国的5.6％；进出口总额增长7.4％，增速高于全国2.3个百分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11.5％，增速高于全国的3.9％；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增长19.3％，民生八项支出合计占财政支出的73.5％。

面对当前深刻变化的外部环境，面对不断加大的下行压力，浙江经济为何表现抢眼？

创业创新汇聚动力

动能转换显威发力

创业创新，早已成为浙江发展的基因，汇聚起澎湃发展的动力。

以杭州为例，每千人中小企业拥有数量已超过50家，达到发达国家水平。双创空间达到4842万平方米，在孵企业6万多家，人才净流入率和海外人才净流入率均位居全国第一。

今年以来，浙江用于创业创新的投入继续加大。财政科技支出增长34.1％，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研发费用增长22％，占营业收入的比例为1.9％，同比上升0.3个百分点。

最新统计显示，今年前5个月，浙江省新设企业19.7万家，同比增长3.2%；新设个体工商户42.9万户，增长38.4％。至5月末，在册市场主体688.8万个，增长10.8％，其中，企业237万家，增长12.9％。

在创业创新持续活跃的同时，浙江传统产业全面升级改造，经济发展的新动能开始持续发力。数字经济相关产业增幅尤为明显，前5个月，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增长10.2％，占规模以上工业的比重达11.4％，拉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1.2个百分点。不断优化的产业结构，确保了经济增长的均衡性和协调性持续增强。

在动能转换过程中，浙江的需求结构日益趋好。不仅重点领域投资高位增长，投资增长的动能也在平稳转换。

浙江省统计局副局长方腾高告诉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前5个月，全省项目投资增长9.2％，拉动投资增长5个百分点，项目投资的增长贡献率自2018年以来首次超过房地产投资，成为投资增长的第一动力。

强化服务优化环境

高质量发展稳中求进

“如果没有市政府的帮助，我们的企业早就关门了。”浙江荣顺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顾军辉告诉记者，荣顺公司生产的“走步机”，因为“新产品”遇上了“老标准”，被责令停止生产及销售。多亏政府部门的努力，该产品重新获得上市许可，企业也成为新行业标准制定的参与者。

据了解，荣顺科技公司所在的金华市有同类企业20多家，政府部门在关键时刻的帮扶，保住了一个产值可超15亿元的新兴产业。而这在浙江省今年以来深入开展的“三服务”活动中并非个案。

服务企业、服务群众、服务基层的“三服务”，始于今年元旦，浙江全省、市、县（市、区）四套班子领导干部无一例外全部参加，是优化营商环境、推进浙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务实举措。

省委书记车俊认为，面对百年未有的大变局，全省上下要把“三服务”活动在认识上提高站位，行动上开展得更细更精准，努力推动实现稳中求进。要奔着问题去，哪里问题多就到哪里去；要坚持效果导向，服务真落地、问题真解决；不为办不好找理由，多为办得好想办法，让企业和群众有更多获得感。

在杭州，新设企业全环节同城通办近日已成现实。江干区作为杭州企业登记“同城通办”的改革试点，与省政务服务网、“浙里办”APP实现数据互通，成功和杭州所有区县实现营业执照数据互联互通，目前已发放“同城通办”营业执照13张；在金华，市、县两级设立“服务超市”，“上架”专业服务团和服务承诺事项，形成“基层和企业点单、配送服务、售后跟踪回访”的工作体制。

目前市、县两级涉企部门共组建专业助企服务团65个、综合服务团300多个；在台州三门县，当地建立了企业帮扶“白名单”，组建降税减负、人才服务、历史遗留问题处置、金融服务四大专班，靶向施策、精准破难，为企业提供优质服务；在绍兴新昌县，“企业管家”式服务不断完善，为企业和项目提供项目准入、申报审批、建设落地、投产运营等全流程服务，全方位对接企业政策、资本、市场、人才、技术等需求。

“三服务”的有效落实激发了民营企业创业热情。1月至5月，浙江民间投资增长10.5％，占投资总额的64.6%。

精准施策有的放矢

体制机制释放优势

体制机制创新历来是浙江发展的优势。对于中央的“六稳”部署，浙江结合实际，把重点放在“风险具体化、工作制度化”上，推出了系列精准有效的政策举措。

对于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浙江把应对困难风险挑战作为第一工作取向，抓住企业这个主体，把经济领域风险具体化，形成了“四张清单”和“一套保障机制”，即民营企业发债需求清单、上市公司股权质押风险纾解清单、困难企业帮扶清单和重点企业资金链担保链风险管控清单等“四张清单”和包含一张政策清单、一个信息平台、一个政企互动共治机制、一套奖惩办法、一个电子督查系统等的“一套保障机制”。

经过多年简政清费改革，浙江在创新企业减负降本的体制机制上取得重大突破，企业投资项目开工前审批全流程最多跑一次、最多100天；率先固化了一批政府购买服务项目，规范企业税费负担机制。

支持企业发债融资。浙江率先试点民营企业债券融资支持工具，推动民营企业债券应发尽发。去年10月以来，全省有18家民企共发行债券融资支持工具项目31个，支持民企发债142亿元，到期的民企债券除两家外，均如期兑付。

疏通融资堵点，省委书记牵头开展“融资畅通工程”。截至4月末，全省小微企业贷款余额3.65万亿元，余额、增量、户数均保持全国首位。目前，浙江各大银行的市县两级分支行审批权均已下放，3000万元以下的贷款审批权下放至二级分行及一级支行。

浙江省委、省政府还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出发，取消投资总量考核，强化项目投资引领支撑作用。浙江实施了交通建设、生态环境和公共设施、高新技术产业、民间资本参与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推介四大工程包，全面推动省市县长项目谋划落地；在数字经济等五个重点领域，谋划实施50个引领性项目、1000个投资工程、5000亿元年度投资。重大建设项目的有序推进，为高质量发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引领作用。

作为外贸大省，浙江还建立了“订单＋清单”监测预警系统，近3万家企业上线。同时，深耕欧洲市场，拓展“朋友圈”，为浙江外贸稳健发展提供了支撑。（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黄平）

对常人来说，家是归宿，是温暖，是安全。

今天这里的主人公们，却选择离开自己的家，从祖国各地奔赴到同一个新家——奇乾。在这里，他们面对的是孤寂，是寒冷，是危险。

但是，没有人后悔。他们说，这是命运使然，也是内心抉择。

下面讲述的，就是他们的故事。

一

极少有人到过我国北疆一个叫奇乾的地方。它位于内蒙古大兴安岭深处，原始林木是这里的多数物种，熊和狼会用吼叫声证明自己在这里的存在。

相比之下，人在奇乾是一种罕见的存在。

奇乾乡仅有的4户居民列举了这里有多么不适合人类居住：一年中冬季长达9个月，气温最低达到零下50多摄氏度，遍布的原始森林阻挡着他们与外界的交往，他们的后代和曾经的邻居都搬到了最近的邻乡，那里距离奇乾有150公里。

1962年，曾经的森林警察部队在这里建立了第一个哨所。第二年11月，内蒙古森林警察支队第一大队十七中队在这里成立。

此后的50多年里，这支队伍经过多次调整、改制，成为今天的内蒙古森林消防总队大兴安岭支队莫尔道嘎大队七中队，归属国家应急管理部。

在森林消防系统里，人们习惯地称其为奇乾中队。

12年前，来自四川凉山的布约小兵结束了新兵训练，被分配到这里。下车后不到10分钟，他就想离开。吐一口口水立刻结成冰，眼睛闭上一会就被冻住，可见范围内，营房几乎是惟一的现代文明元素。

如今，布约小兵已在奇乾中队驻守了12年，成为一名二级消防士。

这是绝大多数奇乾中队队员都经历过的：刚到时满是后悔和不适，慢慢地，在对孤独的逐渐习惯中，在与烈火的奋力对抗中，他们找到了留在这里的理由。

“奇乾的魅力在于，外面的人不愿意来，里面的人不愿意走。”在中队营区的一条栈道旁，挂贴着退役队员王熙杰离队前的这条留言。

二

奇乾中队经历过23位中队长，如今，28岁的王德朋是第24任。一年前，王德朋从北京林业大学硕士毕业来到奇乾中队，成为中队历史上最年轻的中队长。

和王德朋搭班子担任中队指导员的王永刚，也毕业于北京林业大学，比王德朋早3年来到奇乾中队。带着“好男儿就当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这位计算机系毕业的大学生，一头扎进这个至今不通宽带的地方。

在森林消防系统，没有经过几十次的火场实战，当不了指挥员。

王德朋和王永刚都在林区火场中淬炼过。如今，他们有着共同感受，当了指挥员后，执行任务的感觉跟以前不一样，“出了营区就紧张，因为考虑的不再仅仅是灭火，更重要的，是把所有人安全带回来”。

王德朋曾参加过一场很大的森林火灾扑救任务，当时队伍刚接近火场，他曾经的指导员看到烟柱的方向突然变了，立即命令大家赶紧撤退。

王德朋看见，火舌借着风，像火车一样，发出呜呜的声音，迅速向他们扑来，树林发出噼里啪啦的响声，不到1分钟，他们原来的位置已成火场。

奇乾被称为“风停止的地方”。但是在大兴安岭的火场，风停止只能是美好的愿望，风力大和风向多变，是更为常见的情况。

借着风，火头在林子里乱窜，可以轻易把本来置身火场之外的人圈进去，完全来不及躲避。

“无论执行过多少次森林灭火任务，也没人敢说自己经验丰富。在林区，每场火都有自己的特点，如果地势和天气联合起来跟你不讲理，你就会发现，自己面对大火有多么渺小。”布约小兵说。

　　奇乾中队在边境界碑处进行消防救援誓词宣誓。（资料图片）

三

在森林消防系统，大家把参加扑火任务叫作“打火”。这一说法的来源已经无从考证，但是每个人都觉得这一说法非常贴切：在和平年代，这就是“战争”。

队员王天宇的话代表了大家的想法：“我们手里虽然不拿枪，但是拿着打火用的风机。风机上的风筒就是我们的枪。拿着它上火场，感觉就像上战场打仗。”

打火是这支队伍存在的意义。

1987年，大兴安岭那场重大森林火灾震惊世界。当时的国务院有关领导通过电话向扑火前线副总指挥问道：“你们现在还有什么要求？”回答说：“增加风力灭火机，增加森林警察！”

由此，这支被称为“烈火中的红孩儿”的队伍开始被国人知晓。

对于新队员来说，第一次打火往往很兴奋，坐上去火场的车，他们会说个不停。

老队员们则明白，车一旦开出营区，啥时候能回来，运气很重要。这时候，老队员们都会闭上眼睛不说话，为即将到来的战斗储存体能。

考验往往在队伍与火相遇之前就已经开始。

奇乾中队负责的防火面积有95万公顷，人均防火面积约为24000个标准足球场那么大。

这一地区高山相连，原始林木密布。当山林起火时，汽车能做的，只有把队伍送到距离火场最近的公路切入点。剩下的路，需要队员们徒步走完。携带的打火工具和给养，让每个人的负重少则五六十斤，多则八九十斤。

雷击火是常见的起火原因。队员们徒步的距离由雷击地点决定，没有规律可循。

王永刚曾经带队走过一段直线距离为13公里的山路，用了27个小时。

原始林区没有人去过，自然也就没有路。所有的路都是队员们拿着镰刀和油锯开出来的。

走到后半夜，困意和疲惫侵蚀着每个人的身体，思考的能力和兴奋的感觉消失殆尽，只剩下机械行走的躯体进行着条件反射式的报数。

王永刚说，在这里，没有先天能吃苦的人，只有后天硬扛的人。

四

所有的硬扛都是为了与火场的相遇。相遇后，战斗随时打响。

林火分为树冠火、地表火和地下火。其中以树冠火的扩散最为迅猛。火在树冠上燃烧，火头往往有十几米高，借着风势，从一棵树烧到另一棵树，在山林里肆无忌惮地游荡。

打火并不一定在队伍抵达火场后就立刻开始。风大、温度高的时候，火势最猛，这时候一般不直接打火，因为火势难控制，危险性很大。

抵达火场后，指挥员马上勘察地形和天气，预测过火面积，确定建立隔离带位置。队员们则根据指令，砍倒林木，挖地壕，打出隔离带，确保把大火控制在一个范围内。

向火魔进攻，往往在风力变小、气温下降时开始。

老队员们组成尖刀班，冲在前面，背着风机打火头，年轻队员跟在后面清理余火。

战术能力的提升和装备的现代化，快速提升着森林消防队伍的扑火能力。如今，96%的林火可以实现当日扑灭。

但是大兴安岭的独特环境，决定着在这里要打赢一场林火战役，耗时六七天并不罕见。

布约小兵曾经执行过一场长达半个月的打火任务。打火结束时，队员们的鞋底、袜子与脚皮黏在一起。脱下鞋，破碎的袜子和脚皮也被一道撕下来，队员们用碘酒在脚上擦拭后，再用刀尖把黏在脚上的袜子碎片从血肉模糊的脚底板上割下来。

被当地人称为草爬子的蜱虫，同样会带来不小的麻烦。在奇乾中队，不少人都在打火时被蜱虫咬过。一旦被蜱虫附着在身上，它就会把头部的针管刺入人的皮肉里，注入麻醉毒素，而后吸血。如果发现得早，可以用烟头把蜱虫烫出来。如果硬拔或者发现太晚，蜱虫会钻入肉里，只能用刀把皮肉割开将其取出。

但是队员胡彭冲觉得，与打火时缺水相比，这些痛苦都不算什么。

长时间靠近烈火，会造成人体水分加快流失。有经验的老队员格外珍惜带的水，无论多渴，每次都只抿一小口。

不少年轻队员都吃过没有这种经验的苦头。胡彭冲第一次打火，在前往火场的路上就喝完了自带的水。那场火足足打了4天，队员们的水全部耗尽。

胡彭冲开始饱受缺水的折磨，“脑袋里就一个声音——找水”。

班长教他一招：用刀划开桦树皮，插入一根木棍，引出水分，用瓶子接住。一个小时后，接了三厘米高的桦树汁，大家分了，每人抿了一口。

在林区火场上，“扣头”是最动听的一个词。

“扣头”的意思是分布在不同火线的队伍实现碰面，这意味着队伍完成了对火线的合围，火势得到了控制。

火场上能见度不高，打火的队伍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实现“扣头”。观察整体火情的后方会掌控一切，通过对讲机告诉火线上的指挥员：某某中队注意，前方多少米是某某中队，马上实现“扣头”。

“这声音传来时，我们就知道，终于能从火的地狱回到温暖的人间了。”王德朋说。

　　奇乾中队在前往火场的途中休整。（资料图片）

五

2012年的一次打火，让王永刚爱上了吃罐头。

那一次，王永刚跟着队伍去打火，从火场撤下来时，所有人的给养都消耗完了。副教导员赵彬拿出仅剩的一小瓶罐头，分给大家吃，每人吃了一小口。

到现在，一看到罐头，王永刚还会想起那种感觉，“清爽无比，没有什么比它更好吃”。

回去后，王永刚买了两箱罐头，给所有队员每人送了一瓶。

大兴安岭森林消防支队政委康建有觉得，火场是大家建立情谊的地方，“很多新队员，都是在跟大家分着吃仅剩给养的时候，开始把队友当成家人”。

这种森林消防版的《一个苹果》的故事，几乎所有大兴安岭的森林消防队员都经历过。

布约小兵最难忘的版本是大家分食火腿肠：2011年的一场林火，奇乾中队带了3天的给养上火场打火，然而5天才打完火。全队的给养已经基本耗光，当时的中队长李志刚召集队员们围坐在一起，拿出两根火腿肠，切成片放在中间。

布约小兵说，每个人都恨不得全吃了，但是没有一个人先动手。最后中队长给大家分，一人两片。

队员们分食的两根火腿肠，是李志刚从自己的给养中省下来的。

在奇乾中队，没有人因为级别高而在火场上享受优待。级别越高，必须越能扛。

2017年，奇乾中队打完一场火后，被告知飞机已经支援其他火场，无法投放补给。大家搜集了仅剩的一点面和一点米，做了一锅疙瘩汤和一锅稀饭，王永刚带着骨干队员先喝上层的汤水，底下的面和米留给新队员吃。

六

稍老一点的队员可以作证：奇乾在变。尽管与外界的变化相比，这里的脚步慢了很多。

2015年，奇乾通了4G信号，所有人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下载微信，和家人视频。

在更早的2009年，营区的后山上有了第一个微基站。在天气好的情况下，队员们带着手机到营区的几个位置，一个格的2G信号就会出现。

“营房三楼右侧第二个窗户处，训练场的单杠上，菜窖旁空地上一人多高的位置……”老队员们没有忘记这些有信号的任何一个位置。

手机一旦找到信号，身子就一点不能再动。换个动作，信号就会消失。曾经有队员在树边找到信号后，把手机挂起来，打开免提，拨通电话，对着手机喊。

电信公司员工柴瑞峰负责奇乾的电信手机信号保障。2009年，他第一次来这里安装微基站，队员们全都上山跟他一起干，“干到晚上八九点，劝都劝不住，不肯停。”

安装完微基站，一个队员在找到信号后，给家人打通了第一个电话，一边说一边哭。

除了信号，奇乾的路也在进化。莫尔道嘎镇的王锡才对此最有发言权。

水泥公路修好后，从莫尔道嘎到奇乾的时间从大半天缩短到3小时。如果天气情况良好，王锡才每隔9天上一次山，给大家送蔬菜和日用品。从2006年开始，王锡才跑废了3辆车。队员们称他为“莫尔道嘎车神”。

即使是“车神”，对奇乾的山路也充满敬畏。寒冬来临时，地下的暖泉水流到路面，流一层冻一层，形成长达十几公里的冰包，最高能有两层楼。

王锡才说，要想让车安全通过，“必须在冰上一点点凿出刚好车轮宽的路，然后在心里祈求一下平安”。

王锡才可以毫不费力地讲出这条路的许多故事：例如，曾经的中队长尚国义的爱人来探亲，遇到大雪封山，思夫心切的她强行上山，到距离营区19公里的地方，再也无法前行，含泪返回。

七

王德朋刚到奇乾中队时，惊讶队员们的纯粹，他看到大家的眼睛里都充满了真诚和平静，“不需要太长时间，就能跟他们打成一片”。

队员王震来自安徽阜阳，到奇乾中队已经9年。他负责营区锅炉、发电机等重要设备的日常运转。来中队的前3年，他没有回过家。

而王震的师父郭喜，因为工作几乎无人能够替代，曾经9年没有回过家。

郭喜用同样的话安抚过很多刚到奇乾中队的新队员：“后山那些花，你关注它，或者不关注它，它都会开。不是为别人开，是为自己开。”

王震觉得，在奇乾的一个好处，就是有一种与世无争的感觉，内心很平静，终极目的就是打火，其他事不会想太多。

一位转业老兵在多次到访奇乾后，很受感动，写下一首歌，歌名叫《家在奇乾》，成了中队人人会唱的歌。

歌词写道：“穿过了茫茫大草原，走进了巍巍大兴安，林海深处安了家，家名叫奇乾……一日又一日，一年又一年，看惯了我的林海，爱上了我的奇乾。”

在一款音乐APP上，也可以找到这首歌。一些已经离开奇乾的老队员留下评论，表达着他们对“家”的思念。

八

森林消防人把自己定位为祖国的“守夜人”。守护在国家北疆的极寒之地，和冰与火为伴，他们的身后，是辽阔的国土。

每逢国家重大节日和新队员报到，奇乾中队都进行消防救援誓词宣誓。这个时候，所有人都穿上火焰蓝的常服，来到距离营区2.7公里的国土边界处。

大家挨着界碑，排好队列，整理好衣装，把消防救援队旗展开。

王永刚带头，大家握起右拳，举手宣誓：我志愿加入国家消防救援队伍……不畏艰险、不怕牺牲，为维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维护社会稳定贡献自己的一切。

队伍和队旗都面向祖国。王永刚说，那就是他们为之战斗的家园。（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袁勇）

7月4日，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在广西全州县红军长征战斗遗址走访，85年过去，战斗的硝烟早已散去，但在红军当年战斗过的地方，红军的故事仍在村民口中代代相传。

1934年11月底至12月，红军长征经过广西，与国民党追兵展开殊死战斗，除新圩阻击战、脚山铺阻击战、光华铺阻击战等较大规模的战斗外，在兴安、全州和灌阳一带的山岭密林间，也留下了许多当年的战斗遗址，仅在全州县就有土桥战斗遗址、石塘仙人桥战斗遗址、杨梅山战斗遗址、安和文塘战斗遗址等。

今年86岁的唐培祚是全州县枧塘镇金鸡岭村人。“战斗结束后，我的爷爷三兄弟帮着掩埋了红军遗体，二爷爷唐启臣因为会看病，还帮忙照料了一名红军伤员。”唐培祚回忆说，后来因为有人告密，二爷爷还被国民党抓进牢房，三个儿子到处借钱才“赎回”了父亲。

根据党史资料，金鸡岭村曾是湘江战役中中央红军右后翼第15师防守线上的一个点。红15师第44团驻扎金鸡岭村以东不到1公里的土桥村，其中一部分就驻守金鸡岭村。

“二爷爷虽然因为收治红军被关了大牢，但他并不后悔。”唐培祚说，“我二爷爷说，红军住在村里但不进村民家，不扰民，还帮村民干农活，挑水砍柴，累活重活抢着干。”

红军战士纪律严明，与百姓亲如家人。在全州县石塘镇石塘圩有一座风雨桥，当地人听祖辈父辈们说，1934年红军抢渡湘江在石塘圩前后经过了五六天，都不去百姓家里，晚上就睡在百姓屋檐下和风雨桥上。

石塘圩距离全州县城24公里，是一座有着千年历史的古镇，东可至湖南道县，往西可经兴安至桂林，往南连接灌阳到广东，往西过全州县城到永州，是红军长征途中一个重要集结地、补给站和宿营地。据党史专家介绍，1934年11月27日，中央红军纵队和红五、八、九军团先后进入石塘镇，“红军不扰民，不动老百姓一针一线。部队一来就写标语，发传单，演出文明戏、小话剧，宣传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和红军政策纪律，当地一批青壮年后来都跟着红军走上了革命道路”。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在石塘镇天坑群一带采访时，偶遇一位名叫黄天水的老人。他给记者讲述了一段红军用剪刀换红薯的故事。“我爷爷讲，当年红军经过村里的时候，有个小战士太饿了，就挖老百姓地里的红薯吃。一个红军干部发现后，严厉批评了小战士，并把自己的一把剪刀送给了老乡。”黄天水说。

“那个时候，剪刀可珍贵得很，村民收了剪刀感觉很不好意思，从地里又挖了许多红薯送给了红军战士。”黄天水说，自己还听过村里老人讲红军帮老百姓干农活的故事，“我们村里人都说，红军纪律最严明”。（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陆敏 童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