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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2月11日《成都商报》报道,8年前,刘宁以近650分的高分,成为四川凉山某县的理科状元,考入中国科技大学。4年前,刘宁大学毕业,没找到理想工作,沉迷网络,四处流浪。刘宁说,“没有霍金的智商,让我像大多数人一样,找个工作结婚生子、挣钱养家,我觉得很无聊很没意思。”

非要成为霍金那样的名人伟人,才觉得有价值,否则,宁愿不去工作而当流浪汉,这个做法很多人不太理解。但它背后有一种观念,恐怕在很多家长中都有代表性——教育的目的就是为了出人头地、博取功名、高人一等、光宗耀祖。有调查显示,2011年,“望子成龙”已成为我国居民的九大生活动力之首。这就是根深蒂固的“人上人思维”。

一个健康的社会,教育价值观该是多元的。鼓励孩子上进当然好,但如果投射太多“功名期待”,非要成龙、成凤、当大官、挣大钱才是成功,而将最本然的人格养成都忘掉了,就值得商榷了。

成为伟人和大官大贵,不是高分就能达到的,还对协调能力、个人机遇、情商发展、意志品质等有更高要求。一个社会能成为金字塔塔尖者,毕竟少之又少。如果自我定位不切实际,忘了这种发展规律和教育规律,不仅会给自己带来苦恼,而且可能造成意想不到的伤害,就像今天状元成为流浪汉一样。

“人上人思维”因为忽略了个性差异、情趣发展、精神尊重、平等关注,而会使孩子压力更大,活得更累。不少家庭中的亲子关系不够和谐,代际矛盾和冲突不断,与这种过分高攀、拔苗助长关系密切。

“人上人思维”还容易对孩子造成心理伤害,孩子敢怒不敢言,将更多负面情绪积压内心,不利于其阳光心态、豁达品格的形成。据报道,天津市对本市约160万名青少年的调查显示,各种心理问题及精神障碍的检出率为13%至16%。因为追求功利而让孩子成为“心理残缺者”和“瘸腿发展者”,实非家长所愿吧。

因此,不妨多一些“人中人思维”。不能把功利化和当大官、成名人作为教育孩子的唯一目标,注重培养孩子自食其力的劳动能力、快乐拼搏的职业性情,以及慈善博爱的公共品质,这是一种教育的平常心。就算孩子不能成龙,只要能凭借自我劳动,对社会作出积极贡献,同样是一种成才、成功。正如南科大校长朱清时所言,“一个国家、一个社会需要多种多样的人才,既要有一流的科学家、教授、政治家等,又要有高素质的工人、厨师、飞机驾驶员等高技能人才。”

“当英雄路过的时候,总要有人坐在路边鼓掌。我不想成为英雄,我想成为坐在路边鼓掌的人”——这种淡定从容、实事求是、量体裁衣、宽松自然的教育发展规划和“人中人思维”,正是我们社会所缺乏的。

八年前,刘宁以近650分的高分,成为四川凉山某县的理科状元,考入中国科技大学。大学毕业后,找了几个工作都觉得不理想,就放弃了。刘宁称“如果找不到喜欢的工作,我宁愿不工作。”他开始沉迷网络,并觉得像多数人一样工作结婚很无聊,宁愿选择当“流浪汉”。(2月11日《成都商报》)

每年高考结束之后,各地“高考状元”成为一时明星,受到社会追捧,“高考状元”也成为家庭和母校的骄傲,被广为宣传。但是,从名牌大学毕业后,昔日的“高考状元”不但没有寻到一份体面的工作,反而沦为“流浪汉”,这样的反差确实让父母寒心,“让全县蒙羞”不难理解。

不少人高呼“高考状元”流浪的实质,是教育失败的标志,是应试教育的恶果,流浪的“状元”就是高分低能的代表。“状元”流浪不怪本人,而应从教育根子上找原因。不过,在笔者看来,这完全属于个人问题,绝非教育之罪,更与教育体制、教育环境无关。

相比而言,大多数“高考状元”和广大名牌大学毕业生大多数人的就业状况良好。他们顺利毕业,顺利就业,收入也还不错。其中的关键,在于他们愿意选择和接受现实的生活和工作环境。流浪“状元”的出现,带有很强的偶然性。他本人承认,其一蹶不振的主要原因,在他个人身上。

当然,我们也应当看到,“状元”流浪与大学生心理教育、择业教育缺失的关系。高校的工作没做到位,导致大学毕业生心气太高,无法正确认识自己,从而不能给自己正确定位。他们盲目地不甘于平凡,仰望星空而忽视了脚踏实地,忽视了“先择业,有就业”的社会现状,更是缺乏“先立业,再发展”的踏实。

从这个角度来说,高校如何让大学生在理想和现实之间接好地气,处理好生活和理想,计划和实践的关系,应是教育需要改进的地方。而大学生也该清醒地认识到,人人生而平等,生而平凡,人生最好的选择,就是脚踏实地。

寻找5天后,刘国华(化名)终于在一家网吧找到正埋头打游戏的儿子刘宁(化名)。八年前,刘宁以凉山某县理科状元的成绩考入中国科技大学。四年前,大学毕业,却没有找到理想的工作。“如果找不到喜欢的工作,我宁愿不工作。”他开始沉迷网络,四处流浪,没钱就向父母要。今年,他没有回家过年,在学校的长椅过了三夜。一位好心人帮他联系到家人。刘国华从老家赶来,他却再次消失了……(2月11日《成都商报》)

从万千宠爱于一身的状元郎,到露宿街头的“流浪汉”,这种天壤之别,却成了刘宁备受关注的原因。在学校,他是“天之骄子”;而踏入社会后,他却如“拔了毛的凤凰”。观众为之唏嘘,纷纷揣测理科状元何以堕落至此。笔者以为,刘宁的经历不止是“时间去哪儿了”,更是理想去了哪儿?

“爸爸去哪儿”是档热映节目,感动了许多中国观众。中国的孩子是父母梦想的“代言人”,我们从小被寄予厚望,沿着父母期望的“轨道”高速前行。一路上,享受“王子”的待遇,努力让父母沾上“骄子”的荣耀。但是,这种“提速”常使我们应接不暇,即使“硬件”(成绩)过了“关”,但“软件”(心理)是否跟得上?一旦理想“超速”,且与现实脱节,这些孩子脆弱的心理护栏便形同虚设,分崩离析。

我们在剖析家庭压力的同时,还要问问学校,尤其是高校。像刘宁这样从小学到初中都品学兼优的孩子,为何大学毕业后就“天翻地覆”地变了样?“传道授业解惑”不能仅限于课本,还要面向社会。大学之大既在于追求知识的氛围之浓,更在于塑造人、成就人的责任之重大。把学生培养成人格健全的社会人,敢于面对现实,乐于追求理想。常听人说“社会是最好的大学”,可见当前的大学教育思路有待斟酌。这种“裹脚”式的“豢养”,又如何能带出学生的“好脚力”。以至于刘宁们一踏入社会,就伤了“脚”而裹足不前。

当然,面对这种落差,最主要的责任还在刘宁们自己。他们从曾经的“天之骄子”,到名校的泯然众人;从高材生到求职碰壁,这种反差让他们措手不及。找不到认同感和成就感的他们,开始实施各种自我“保护”,可怜巴巴地缩在虚幻的硬壳里,“如果找不到喜欢的工作,我宁愿不工作。”但他们选择的“硬壳”并不能弥补理想和现实的差距,他们只会越陷越深。其实,人一生要扮演很多角色,如若无法改变,就要学会适应。对于曾经的荣耀,过去的自己,要敢于抛弃,勇于获得,并善于开拓新的天地。

“人生的意义是社么?”刘宁看不到。人生的意义是一路坎坷,但终有理想抚慰孤单。世事变迁,我们的理想去了哪儿?它很近,也很远。而只有我们把它放在心上,它才能背负我们跋山涉水,勇度艰难。其实,从理想到现实的那段路,就是那个曾经的自己。

在找过数十家网吧后,55岁的刘国华终于在通锦路一家网吧,找到了正埋头打游戏的儿子刘宁(化名)。25岁的刘宁头发蓬乱,脸色苍白,正全神贯注盯着显示屏。刘国华站在他的身后,犹豫了一秒钟,然后拍了拍他的肩膀,后者扭过头来,惊讶地盯着情绪略显激动的父亲。 (2月11日《成都商报》)

八年前,刘宁以近650分的高分,成为凉山某县的理科状元,考入中国科技大学;四年前,刘宁大学毕业,却没有找到理想的工作。从那之后,他开始沉迷网络,四处流浪。从高考状元到街头流浪汉,我们除了为之惋惜之外,是否也该思考,他的“病根”究竟出在哪里?

一个曾令老师啧啧称赞、家长引以为傲的孩子,却在走向社会时败下阵来。这很容易让人想起“高分低能”这个形容词。从这个角度来看,应试教育是罪魁祸首。应试教育的主要特征是评价单一,以分数评判学生。尽管素质教育已倡导多年,但分数排名仍盘踞在不少老师和家长的心中。在高考的指挥棒下,孩子很容易失去自我,成为学习与考试的机器。分数高的学生能得到老师的褒奖、家长的犒赏,他们不知不觉中钻进了牛角尖,“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刘宁其实就是应试教育的典型代表与牺牲品。

刘宁的消沉并非始于大学毕业之后,而是在跨进大学之时。这恰恰暴露了他“抗击打”能力的脆弱。他总想成为被关注的焦点,但在“群星”璀璨的名校,他的优势不复存在,一下子从白天鹅变成了丑小鸭。因此,他对自己失去了信心,成绩也一落千丈,以至毕业论文过不了,一年后才取得文凭。从这一角度看来,如何面对竞争与挫折,是每个人成长过程中难以回避的人生一课;而加强对孩子的心理疏导,是家长、学校责无旁贷的责任。胜不骄,败不馁,泰然面对人生的成败得失,这是每个孩子应有的人生态度,也是比考高分更重要的生存技能。

走出校门,融入社会是每个莘莘学子必须面对的转型。这不光考验智商,也考验他们的情商。社会包罗万象,初出校门的学生可能不适应,但那是必须学会的妥协,而不是选择逃避。想要让别人看到我们自身的价值,就要适时地锤炼咱的能力与智慧,脚踏踏实,从点滴小事做起。否则,我们就只能像堂吉诃德那样孤独一生。刘宁短暂的打工经历正是理想主义者的思维,而他的漫漫流浪路,也说明了他自认是社会的“多余人”。世界这么大,他却难以找到自己的定位,这也是他失败的根源所在。

刘宁还很年轻,结束流浪生涯,不仅是其父母的期盼,也是社会的心愿。但能拯救他的,正是他自己。我想,他需要重新审视自我,勇敢地走出自我,做一个踏实的社会劳动者。没有人生来就是旷世奇才,既不迷恋过去,也不自暴自弃,消极避世,才是成功者应有的人生态度。但愿我们的理科状元能早日明白过来,成为家庭的骄傲和社会的栋梁。

8年前,刘宁成家乡四川凉山某县的高考理科状元。可4年前大学毕业至今,他都没找到称心工作,后来沉迷网络,四处流浪。其父亲为此在电话中骂他“给整个县丢脸”。经报道后,这引发热议。(2月11日《成都商报》)

其实刘宁的经历并不那么“耸人听闻”,类似的故事可能分布在中国大大小小的县城——在人们世俗评价体系中,学而优则有个好前途。而不少成绩优异者也会揣着“人中龙凤”心理:认为“我比他们有出息”,“我要光耀门楣”。可到了大学,他们就“沦落”成为普普通通的路人甲,于是陷入心理失衡。

其实他们忘了,每个人都是普通人。社会环境远比学校要复杂得多,人都希望自己能够不断进步,但总有一些人会因为种种原因,在从一个圈子向更大的圈子跳跃的过程中跌落,从刘宁的角度看,可能他根本就没有调整他的心态去积极适应新的环境。“如果找不到喜欢的工作,我宁愿不工作。”这句话表明,刘宁仍然抱着旧有的心态,只肯接受适合自己的,却不肯改变自己。

对“状元”们来说,他们的生活长期被身边人定义,就像刘宁父亲说的那样,学习好时家人有面子,找不到工作就“丢了全县的脸”。而这也势必让刘宁受累。对刘宁而言,生活本不该被别人框定,他可仰望星空,但也该脚踏实地,而不是颓靡度日,靠当网络游戏区里身后跟着一群虚拟喽啰的“大哥”,来寻找存在感。

□雨童(武汉大学学生)

当考卷和分数成为衡量成功与否的唯一要素,人生的天平就容易失去重心。

据《成都商报》报道,八年前,刘宁以近650分,成为四川凉山某县的理科状元,考入中国科技大学。四年前,刘宁大学毕业,却没有找到理想工作。他开始沉迷网络,四处流浪。春节期间,他连续三天晚躺在西南交大九里堤校区里的长椅上过夜。父亲说他“给整个县丢脸”!

“给整个县丢脸”,其实这位父亲更想说的是“给整个家丢脸”。的确,无论是传统观念中的学而优则仕,还是现代社会更为吃香的“书中自有黄金屋”,这位选择成为流浪汉的状元,都远远地偏离了他曾经被设想的人生轨道。

父亲眼中儿子的成功,还停留在初高中阶段优异的成绩。和许多中国家庭一样,孩子身上被寄予了整个家庭的希望。“成绩好,脑袋聪明,又考上了好大学,我们都觉得,他会有一个美好而远大的前途。”然而,全家等来的不是升职加薪,当上总经理,出任CEO,迎娶白富美,走上人生巅峰的儿子,小激动反而变成了四处寻找流浪儿子的大跌眼镜。

沉迷网络的刘宁,颇有点流浪哲人的意味。在世人眼中,出身贫苦的孩子,能学有所成,正是应该改变家庭命运的时候,他的人生路线图应该是走进一线城市,成为IT民工,娶一位城里姑娘,成为北上广的新移民。然而,他却觉得和大多数人一样,找个工作结婚生子,了然无趣。这让不少老一辈人对他嗤之以鼻,踏踏实实过日子无趣,难道变成流浪汉就兴致盎然了?

国人眼中的教育理念,是十年寒窗苦,一朝金榜题名时,状元就应该拥有成功的人生,而成绩不好就前途一片昏暗。其实,这种观点早就被种种社会现实深深地颠覆了。1985年陕西高考状元陆步轩,北大毕业后卖猪肉。2000年辽宁普兰店市高考状元武小锋,北大医学院毕业后回家卖糖葫芦。就算是针对大多数状元做的普遍性调查,也会发现功成名就者寥寥,绝大多数是泯然众人矣。而且根据《中国高考状元职业状况调查报告》,其中对1978年到1998年间103位高考状元就业案例进行调研,调查机构核查了“杰出校友榜”、“杰出企业家榜”、“两院院士榜”等榜单,其中均未发现高考状元的名字。

回顾流浪状元的求职挫折,不难看出,好高骛远、好逸恶劳、挑肥拣瘦、人际关系相处都是屡屡遭遇就业挫败的原因,而这些职场素质的培养,更来自于成长过程中的潜移默化和曾经经受过的挫折教育。长期一帆风顺,众星捧月的成长经历,容易培养出弱不经风雨的高分低能者。

从流浪状元身上,我们应该看到学习成绩只是教育中占比很小的一部分。之所以学校里的乖乖女、学霸们,往往走出校园就容易迷失人生,可能很大程度正是因为他们在成长的过程中,失去了寻找自我,寻找人生支点的乐趣。当考卷和分数成为衡量成功与否的唯一要素,人生的天平就容易失去重心。

与此同时,我们的教育观也应该有所改变,学会为他人的成功喝彩,学会做一个诚实守信、踏实肯干的人,学会做一个独立思考、勇于面对挑战的人,学会做一个对家庭、对自己负责的人,这些都是教育的成功,也是人生更为重要的组成部分。

8年前,刘宁作为四川凉山某县的理科状元考入中国科技大学,毕业后找了几个工作都觉得不理想就放弃了,开始沉迷网络,四处流浪。而在他家中,多年来累积的荣誉与大学毕业后的失落形成的巨大落差,让父亲失控,在电话中对儿子说:“你简直是给家人丢脸,给整个县丢脸。你大学前,在整个县城风风光光的,现在别人问起你,我都不敢说。”(2月11日《成都商报》)

高考状元成流浪汉,听着挺让人唏嘘的。可是这事儿该怎么看?或许整件事中,最引人深思的不是刘宁的心路历程,也不是刘父背负着同时也施加给儿子的精神压力,而是社会对高考状元的“消费”是否太过?这种“消费”,包括对状元们的过高期许、追逐打探,也包括对他们人生的评头论足。

成为高考状元本身有很强的偶然性,说白了,只是一次考试而已。评价一个学生的学业水平不能以一次考试成绩下定论,为何偏要汲汲于“状元”这个称号呢?状元刚出炉的时候,学校和地方争相宣传,正如刘父所说,“学校打了很大的广告牌”,“在整个县城风风光光的”;接下来几年,媒体跟踪报道状元们的“去向”,在校表现如何,找工作的情况,最终是“声名显赫”还是“寂寂无闻”……

这种集中轰炸、长期盯梢的关注正是社会舆论对状元的消费行为;“被消费”的不止是状元本人,还有状元的家人。作为状元的家人,难免把过多压力“转移”到孩子身上,甚至被迫对孩子产生过高的期许。作为状元,适当压力还可成为动力,而压力过大则容易成为心理包袱,反而不利于其成长和最终成才。被这一消费行为影响的人还不止于此,状元们人前的风光刺激着其他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家长们,不断给自己的孩子施压……

过度消费状元的现象,该停了。无论是“状元当保安月薪两千”,还是“状元辞职回家种菜”,都是一个大学毕业生根据自己的情况做出的选择,与他当年高考第几名没有关系;人生道路如此之长,有高峰也有低谷,状元和其他学子一样,都有年少得志或大器晚成的可能,也都有选择平凡或非凡的权利。特别是,对于有幸成为状元的高材生来说,摆脱“被消费”境地,减轻肩上压力,成长之路或许能走得更轻松自如些。

8年前,刘宁成了家乡四川凉山某县的高考理科状元。可从4年前大学毕业至今,他都没找到称心工作,后来沉迷网络,四处流浪。其父亲为此一度失控,在电话中骂他“给整个县丢脸”,他尔后失踪。这番经历经报道后,引发网民热议。(2月11日《成都商报》)

乍看上去,这又是个“伤仲永”的故事,用周星驰台词讲,就是“人生的大起大落来得太快了”。而前后落差,留给刘宁的,仿佛是“不可拆”的“人艰”。

状元成“流浪汉”,这般命运线条让不少论者借机鞭挞起“教育积弊”,抑或是“就业公平”等。这看似堂皇,可从事实层面讲却有失偏颇:刘宁之遭遇,带有个案性,要解剖还需就事论事,而不应偏离主题地上纲上线。

应该说,刘宁如今或许过得失落,但这不是失败,更无关“给全县丢脸”。许多对他的指点或哂笑,本是基于市侩的功利视角与评价体系,认为他考得好、是状元,就应挂着“成功人士”头衔衣锦还乡。这关于“成功”的模板,也吻合他们“学而优则‘富’”的世俗想象。

在有些人看来,状元卖猪肉、高材生回乡种田等,就已是有违常理;更别说是状元毕业后待业、流浪,自然更不合乎那套成功评估体系。正因如此,刘宁成了他们眼里的“Loser”,不仅颜面扫地,还“丢了全县的脸”。之前的过度关注、过高寄望,而今全转化为“恨铁不成钢”的失望。殊不知,“状元”对应着“好工作”、成绩决定前途的想法,在时下正经受着现实就业形势、多元评价标准和“拼爹”局面等的冲击。

当然,无可否认的是,刘宁的跌宕境遇,也有个人因素使然。他几度嫌工作“不理想”辞职,认为“跟大多数人一样挣钱养家”很无聊,难逃“仰望星空太久,却忘了脚踏实地”之虞,或属认知偏差。从骨感现实,到丰满理想,从来都不是一蹴而就的,放下姿态、从当下做起,终究要比空怀鸿鹄之志,却企望一步到位要靠谱。

说到底,“捧杀亦棒杀”,没必要将“状元”推上高台,也无需将其跌到低谷说成“丢脸”。而对刘宁来说,重要的是培育积极心态,知道在低谷“触底反弹”,而非把脸埋在灰堆里。

□ 仲鸣(北京 媒体人)